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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ool (曾经左海右山), 信区: Feelings
标 题: 纪念我的爷爷一闽西少年
发信站: 鼓浪听涛 (2003年11月26日00:54:18 星期三), 站内信件
今天是巴金老人百岁寿辰，也是我爷爷百岁冥寿（我爷爷出生于1904年11月20日，比巴
金大5天。）
特公布我爷爷回忆录的部分章节，已寄托我深深的哀思。
纷 彩 人 生
-- 记自一位革命老人的口述
胡依凡口述 小凡记录整理
我是一位九十老翁，至今已度过了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过去的岁月，是充满矛盾
冲突、呈现动荡不安、发生革命巨变、进行创造重建的年代。我的一生既复杂，又平凡
，带有某种传奇色彩，经历的种种事件，无不烙上了时代或深或浅的印痕。
我自己早有一个愿望（熟知我的亲友也曾多次建议），想把我平生的主要经历回忆整理
出来。尽管我属于无名之辈的小人物，毕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老兵。作为对祖国、对
人民交上的我做人的一份答卷，也许能供关心、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人们一点小小
的参考，给后来的小字辈们（包括我的子女）一点经验和借鉴。我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
，也是值得的。
近些年来，我曾陆续积累了一些素材，但都苦于年老体衰，杂务繁忙，又缺少助力，没
有时间、精力和条件来从事这项浩繁的工程。直至1993年初夏，我得了脑溢血重症，右
半身不遂，幸得脑神经未受大损。病情稳定后处于强制性地完全休息，而如烟的往事却
在还算清醒的脑海中若隐若现，急需的是能帮我记录整理口述的人手。我的孩子们轮流
请假前来照顾我和老伴（她也长期卧病在床）的生活，他们非常热心地促成此事，我的
愿望才得以实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有许多事件的记忆已经模糊，不可能完全准确
。但整个过程的大体脉络是不会错的。记述稿整理后，大部分也经我审阅或重读给我听
，加以核对过。
下面就是关于我一生故事的梗概。
一、闽西少年
1904年农历10月14日（公历11月20日），我出生在闽西长汀县的边陲小镇--古城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老家住在离镇五华里的严坑。传说老祖宗是从陕西搬迁来的客家，传至我
大约是第十九代。
我的祖父胡银麟曾有兄弟五人，老大、老四早夭，祖父排行第二。由于祖父家中贫苦，
除了两间老屋，没有田地，祖父积年累月为地主老财种地做苦工，半夜三更打草鞋送到
圩上卖，穷得还是天天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病了无钱医治，死后把剩下的一间破屋
卖掉，才把他的棺材送出门。我的两个叔公，三叔公（不记得名字）早年到邵武去做纸
，后在外面成了家；四叔公胡森林也在严坑村耕田为业，但喜欢赌博，不顾家，而且脾
气很坏，人称他"野猪"。我的祖母姓汪，人称二叔婆，是个勤俭能干、敢做敢为的人，
平时爱管"闲事"（打抱不平），有理不让人，加之她的辈份大，一般人也服她。
祖父去世后，祖母带着两个弱小的孩子，大的（伯父）不满十岁，小的（我父）只四、
五岁，搬到古城圩上住。靠着她每天起早摸黑在米店里砻谷舂米，赚点血汗钱来养活一
家三口，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伯父十六、七岁时，出门学做木匠手艺谋生。但是他不用
心学，好赌博，讨人嫌，便出走流浪，也不顾家。我父胡德昌生于1883年，十二、三岁
时，在私塾读了年把书，便辍学到圩上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又当了二年
店员（帮工），祖母就把几年来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余下的一点钱，又向别人借了些钱
，交我父在圩上摆起了一个小杂货摊子，自己做起了小生意。这期间，父亲和祖母带养
的童养媳修新娣妹（生于1880年）成了婚。由于父亲忠厚老实，买卖价格公道，生意慢
慢好了，全家勤劳节俭，祖母又会理家，逐渐赚了些钱。又过了几年，母子俩盘算好，
再拼凑点资本，就在圩上租了间小铺面，开了间小杂货店。祖母不再帮人砻谷，圩日就
在铺子里帮忙。那时正是清末乱世，但乡间一般还安谧。我父做生意越来越熟手，店里
卖的货物越来越多，除南杂货外，从针头线脑到土布夏布都有，自己到长汀、瑞金等地
去进货。生意做大了，店里还雇了人，20多岁的父亲就当起了小老板。
我出生时，正值父亲开铺子生意上升时，一家人都把我看成宝贝似的。祖母尤其宠爱我
，什么好吃好穿的都尽着我，晚上跟她一起睡，直到我上中学。由于从小娇生惯养，百
依百顺，养成了我"好命子"的优越感，种下了长大后骄傲自负、个人英雄主义等不良思
想苗头。当然，长辈们的一些好的传统品德，对我也有较深的影响。祖母除了勤劳能干
，还很宽宏大度。我们家境转好时，在外做纸的三叔公想回家，祖母就派人把他接回来
，让侄子（奶名叫化子）跟父亲学生意。不久三叔公死了，三叔婆福秀妹仍跟我们一起
住，她是邵武人，不大会做家务，祖母也不嫌弃她。我母亲从小当童养媳，也很能吃苦
，做事有条理，还识大体。她受制于家婆、丈夫，逆来顺受，但有一副热心肠，乐于助
人。有时亲邻来求助，拿酒壶、茶壶等锡器作抵押借钱，祖母会留下抵押品，母亲就不
会要，有时还偷偷地去人家家里送钱送物。她信菩萨，每月要吃几天素，对不认识的穷
人也肯帮助，这点我很敬佩。说到我父亲，他虽没读过多少书，但年轻时勤奋自学，读
《论语》可以从头背到尾，又喜看旧小说。他字写得相当好，算盘也打得很精。既学文
又习武，与人赌"打翻车"（侧身筋斗），可以从上街翻到下街（约一公里），有时叫店
里伙计抬禾杆（挑柴禾用的竹杆），他在上面翻筋斗。我上学后，父亲对我管教很严，
不准我贪玩，尤其是同不学好的同伴玩。坐要直，写字要端正。要我背书，背不出就叫
我"吃薯包"（在额头上掴栗子）。他教训我时，祖母一般不干涉，事后则要他好好教，
不要乱打。记得有一次，我背着大人到溪河里玩水（狗爬式游泳），父亲知道后来抓我
，脱掉鞋袜从水浅处淌过来，我就从水深处游过对岸，等他赶过对面，我又游回来。跑
回家后，他气得操起一根禾杆朝我身上摔过来，差一点打中我。祖母吓得抱住我大哭：
"我的崽呀，你要把他打死呀，你这个死贼！"父亲不敢做声，悄悄地走了（他对祖母是
极孝顺的），但这件事还是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读中学，他不再管教我，相反，我
还会管他，这是后话。
我六、七岁时开始读私塾，塾师胡德钧是位老秀才，原在汀州府学考试曾获第一名。我
读书有些小聪明，《三字经》、《四书》等往往教一、二遍就会了，有时在课堂上还提
些古怪的问题，老师不在时就闹翻了天，所以被人称为"麻刁（雀）子"、"翻天印"。在
私塾读了一年多，族中堂伯胡涛甫也是个老秀才，见我聪明伶俐好学，认为应该让我去
读国民小学，小学校长胡子英也赞同，并让宗祠里给一些资助，祖母、父亲都非常喜欢
。入古城国民小学，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学校生活也更严格，不敢那么顽皮。但那时
学校新旧学都有，有个老师李贵兴是个老学究，我们有时会作弄他，见他来了，我们一
拥而上，围住他，向他提问题，使他应接不暇，相当狼狈。在学校我年纪较小，但一般
都考前三名。初等小学读了四年，高等小学读了三年，大都如此。在校外，我的顽皮习
性则比较突出。那时每年春节后都要抬菩萨游街，家家烧香点烛、敬神礼拜。我们下街
（又叫横街）抬的是汉圣大帝（刘备），上街抬的是五通菩萨（蛇神）。本来规定轮流
出巡，不知何时起破了规矩，互争先出，路上遇到了就打架。我们小孩子也分成两派，
时不时地打架，我也常去参加，出歪点子，彼此打得头破血流。我还常常邀集一些小孩
到附近的金峰山、三官庙、古胜寺等处去玩，把供品拿掉，放些沙石进去，并在墙上乱
涂乱画，为的是反对迷信。家中供的财神、关公，被我偷偷地把胡须拔得稀朗朗的，以
示戏谑。
到小学高年级时，接受了一些爱国教育，知道近代中国与列强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割
地赔款，受欺凌，对外国人很反感。那时古城有个小教堂，在天后宫后背坡上，经常有
外国传教士来，有五、六十户人家信天主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连信
教的人也神气起来，遇到争执纠纷，往往信教的人无理变有理，未入教的人有理也无理
，我心中很是不平。那时又很喜欢看旧小说，什么剑侠义士、才子佳人等书，尤其是爱
看《三国演义》、《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等，形成了喜忠义、恶奸邪的心理。
记得读《三国演义》，看到曹操杀了吕伯奢全家，还说他"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
负我"，气得我大骂曹操奸雄混蛋。看到关羽中东吴诡计，败走麦城被砍了头，气愤难过
，把书都扔了，直到后来上大学才把整部三国看完。对社会上一些黑暗现象也看不惯。
如乡村的一些绅士，欺压鱼肉乡民，还把公产（学产、庙产、祠产等）据为己有，愤愤
不平。
在我上学读书后的十余年里，我家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民国初年，我父亲的生
意做得更大。先是做纸的包头刘朝奉（瑞金人）来做生意，租了我家一间屋放纸，要我
家代卖，有时没钱进货就由我家垫，他要吃穿用物也可先赊账，卖完纸再抵账，叫缴槽
。接着又做饼果，开酱园，还兼搞屠宰生意。生意最盛时，店里请了一位先生李淮升（
瑞金人，后他女儿做了我的童养媳），两个店员（一个上杭人，一个瑞金人）都姓陈，
一个学徒余马金（后来成为我妹夫）。请了三个师傅：酱园的廖师傅（长汀人）兼管帐
，做饼的陈师傅（瑞金人），杀猪的余师傅（古城人）。这时，我家的店在古城可以排
上第三、四名，前三名是彭姓酱园（在全长汀都有名）、廖姓酱园兼饼果、叶姓银器店
。但随着生意的扩展，我父亲也开始学地主老财的样，把做生意中间剥削来的钱拿来"买
田做屋"了。近十年间，他先后买下了近百担田（约20多亩），并做起了我兄弟现住的这
栋屋。当了家乡人称的"德昌老板"，生活上也慢慢地图享受，奢侈腐化起来，对生意上
的事则漫不经心。开始是沉迷于打纸牌、玩麻将赌博，后来又有了外遇，在外面包伙计
婆（姘头）。晚上不回家，同朝奉李淮升串通起来骗我祖母，说是在店里睡，却跑到伙
计婆那里去，把伙计婆全家的生活包下来。后来被祖母发现了，气冲冲地到那伙计婆家
里，把她家的许多东西都打烂了，父亲马上向祖母赔罪，但事后仍恶习不改。为了要"名
声"，父亲快近中年了，还去县城（即汀州）博了一个报名缴费即"毕业"的师范学堂的学
生头衔。他又崇尚风水迷信，受了地理先生、和尚道士等人的许多敲诈愚弄，可是铺子
仍然日渐不景气。
在我家"大发"时，其实内囊已开始空虚了。因我父亲的又嫖又赌，大花大用，不用心经
营，他所信任的李朝奉和廖师傅又联手搞鬼，弄掉他不少钱。而且连年的买田做屋、筹
办"大事"，开支更是惊人。如乙卯年（1915）夏天涨大水，我家还在老屋住，大水很快
涨过了砖墙角，眼看隔壁我家典下的一栋屋被大水冲倒，住在里面的一个本家的老婆被
淹死，水退后祖母就坚决主张做新屋。于是请了吉安的师傅来，选购上等的木料，施工
一年多，新屋盖好了，也欠下了一大笔债，搬进去住就慢慢"倒霉"了。接着是缴我读书
，在长汀上中学住在学校里，每个学期的伙食费要三十多块钱，加上学费、买书，一年
就要一、二百元。我用钱也是大手大脚，遇同学、好友有困难就接济他们，没钱了又向
家里要。我伯父的儿子原先没读书，我向父亲说怎么不让哥哥读书，后来也送去长汀读
书。我自己找了一个"对象"，也让家里送去长汀读了几年书。到我读大学时，花销就更
大了。这时（1923年）我祖母病死，父亲买了一块很打的好地做坟墓，风水先生在家里
住了两、三年，坟墓做好迁葬时，烧了个约200平方米的大纸库，全古城都轰动了。
我家衰败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那就是民国后连年的军阀混战，国无宁日。那时的生意
难做，尤其是纸张卖不出去。做纸的刘朝奉欠我家的钱（包括赊账的钱），一个也收不
到，后来人也跑了。而我家欠长汀、瑞金商铺的钱，却逼着要还，不得不借贷还债。19
22年后，南北纷争，战火蔓延到福建遍地，古城这个小镇也不能幸免。当时南兵是许崇
智、陈炯明等部，北兵是李厚基、周荫人等部，一连几年南来北往地拉锯。大兵过处，
筹响写捐，抓兵拉夫，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为。地方邪恶势力也助纣为虐，霸
道横行，搞得民不聊生。作为一个生意人，父亲为了保护自己，换一批人马就要去请客
送礼，巴结讨好，否则不得安生。当时我们家尤其怕北兵，收厘金（捐税）由他讲多少
，驻在店里把布匹、食物等拿去，不给钱也不敢问他们要。一次北兵过境，把我家做饼
的陈师傅抓去做挑夫，途中被打死了，家属来找我家赔偿，赔了300多块钱（大洋），把
母亲的金银首饰全搞掉了。那几年我父的铺子先后连遭洗劫、勒索不下十余次，搞得货
橱成了空架子，只有靠借债支撑，敷衍门面。勉强维持了一个短时间，终于因债务紧逼
，挣扎不下去，只好将买来的田地逐一卖出，并将铺子也顶让于人，偿还债务。我家的
住屋也前后抵押过四次。一个筋斗倒栽下来，我父才收心歇意，老老实实过回原先的穷
日子，并到圩上别人的铺子里当了几年店员。
家庭成员中，我共有三兄弟，两个妹妹。我是老大，奶名马长，学名履芳。二弟瑞芳，
生于1910年（宣统二年）。他不是我母亲生，因那年母亲生下的男孩几个月夭折了，她
很悲痛，祖母就从一瑞金人处买来了二弟。他是我母亲奶大的，少年时读过长汀中西中
学（教会办的），成年后在家种田为业。三弟硕芳（后自己取名步山），生于1920年，
比我小十来岁。他只读了小学，就遇上土地革命，那时家里已经颓败了，三弟一度参加
红军，后外出谋生，以开汽车为业。大妹胡三秀妹，从没读过书，长大后嫁在本镇余姓
家为媳。小妹冬娣，小时也没读过书，苏区时上过识字班。后靠自学文化，还当上了乡
村小教师，取正名淑芳，在外地结婚成家。
看来，我的家庭身世也确实复杂。1929～1930年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
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古城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展土改。因我家曾一度上升
，我父被划为破产地主。不久，经过复查核实，又改划为贫农。（有人说改成份与我胞
弟胡步山参加红军有关，未详考。）我父也曾在汀州市的苏维埃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
红军北上，他避祸流浪数年，抗战时才返乡，同我母与二弟在家种田为生。抗战后，我
在赣州教书，父母曾先后来赣州依我们为生。父亲晚年吃斋念佛，修身养老，我们不时
汇钱支持家用。1946年父亲去世，享年64岁。母亲与二弟分灶吃饭，主要依靠我生活。
解放后土改时，她划为中农。在家生活仍由我维持，余下几年并跟我和爱人共同生活。
1970年我母逝世，享年91岁。我二弟一直在家耕田，小有积蓄。土改时尽管家中只有四
、五亩地，但因他经管了部分祠产，加之用私蓄放债、税牛，被划为富农。为此，他把
我们兄弟好一阵埋怨，说："你们在外面倒轻快，把顶富农帽子让给我戴！"真是可气又
可笑。
交待完家庭身世，回头再述我的少年时代。我小学毕业后，我父亲开的铺子生意兴隆，
他想我读书成名，送我到长汀去读中学。1918年夏，我考入长汀中学（当时为福建省立
第七中学）。虽然我在小学的成绩不错，考入中学时是第十三名（同班有三、四十人）
，但中学的英语、数学等课程没一点基础，赶不上，第一个学期成绩就落后了。说来好
笑，那时我连铅笔都不会用，象捉毛笔一样握铅笔，画图时把纸都划破了，同乡笑话我
，我非常气愤。因我年龄小，体育也不行。当时学校里就有类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都不怕"的说法，对英语也特别重视。于是，我发狠勤学苦练，天天读英文，练写字，做
功课，第二个学期就赶上去了，期末考了第八名。随后又通过英语老师曹建民介绍，到
一个叫莲姑娘的英国修女处补习了一段英语，打下了些基础，使我以后能搞点翻译。到
二年级后，我在班上总是列三、四名，考试常交头卷，就是体育、图画还不行，考不了
一、二名。同学们不但不敢笑话我，有的还要我帮助。象阙德荣、李德贵家很有钱，读
书时就讨了小老婆，考试时则求我给他们"打枪"。
由于我读书成绩还好，家里对我买书用钱不限制，使我能买到不少书刊，尤其是小说。
我同林澜堂书店有约定，到了一部新版小说，就给我留下，前后共买了一百多部。如古
典名著《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才子佳人的《西厢记》、《桃花扇》，
侠义小说的《施公案》、《彭公案》、《七剑十三侠》等。新小说有许多是鸳鸯蝴蝶派
的，如徐枕亚的《玉梨魂》、《余之妻》、《云兰日记》，严独鹤、周瘦鹃的《天虚我
生》等。一些新思潮的书刊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从康梁维新的改良主义，到五四运动前
的新文化思潮等。记得看了梁启超的《饮冰集》，其中有："世人尔许忙，日也忙，夜也
忙，忙的什么？所为何来？"很欣赏，似乎别人都是芸芸众生，独我清醒。其实，由于我
读书囫囵吞枣，兼收并蓄，思想还相当混乱。但有一条，对封建邪恶势力的叛逆心理和
对光明进步的理想追求，已开始萌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来，同学们都非常气愤。面对巴黎和会的屈辱与卖国
的二十一条，大家痛恨军阀官僚政客的误国卖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的侵略蚕
食，并要把这种义愤化为行动。当时学校里组织了评议会，我是评议委员之一。响应全
国学生爱国运动，我们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向群众演讲，宣传奋起救国，开展抵制仇货
运动。我也经常带一个小组到商店里去检查，发现日货就没收，把仇货集中到南校场和
东校场去烧毁，并向围观的市民们宣传不买仇货。参加这些活动，可以说使我在政治思
想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那时，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于一些社会不平之事，也敢出
头露面去反对。有一次，因学校对一个学生处理不当（具体情节记不清了），出校牌公
布给记大过，我就带头把校牌拿掉。教务长林仲民找我去，批评我不对，我则据理反驳
。后校方不得不改为记小过一次，事情才平息下来。记忆更深的一件事，是读中学四年
级时（我已当了校评议会副会长），家乡人反映古城小学的校长余保镕相当坏，把校产
据为己有，借办学中饱私囊，学校设备破烂不堪也不管。那时乡绅胡子英、胡子垣兄弟
也在天后宫办了一所学校，假期我回家乡常听到他们散布对余的不满。我问："为什么不
去告他？"胡子英说："你年青有为，能去告就更好。"我返校后，果然写了个（状子）报
告，直接去县衙找县长胡鑫，陈述一切，要求县长一定要处理，他答应去查处。县里派
了劝学署长林永章来古城，对余保镕说："你这事影响不好，不如辞职算了。"余终于被
旧衙门撤换了，同学们知道了都很佩服我。在古城，更象丢了颗炸弹，引起轰动。一些
人说："胡履芳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老前辈都敢告。"我回家有人把这话告诉我，我说
："余保镕做了什么事，难道你们不知？我是大义灭亲。"余对我恨得要命，却也无可奈
何，父亲则背地里向他道歉。其实，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我去告校长，一方面是有
新思想的萌动，另一方面，是受了地方豪绅的利用。正因为后者，族中人看得起我，后
来肯支持我上大学继续深造。
在家中，我也不再是旧式的孝子贤孙了，这突出地表现在我反对包办婚姻上。还在我读
小学时，祖母就给我找了个童养媳，就是朝奉李淮升的女儿。她他比我小一、二岁，没
文化，智力差，我一直很反感，想找个才子佳人。中学时，接触了新思想，更加反对封
建婚姻。到我十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去瑞金剪纱马褂，要我屈从祖母的意思成亲，我
不肯。父亲说，你另找一个也可以，约了几个对象要我去见面，我也拒绝了。连续两年
春节，家里买好大红烛点起来，要我与童养媳同房，我就跑掉去。这样做也不是个办法
，中学毕业前一学期，我在祖母箱子里翻出女方的八字，走到瑞金女方家里，坐到厢房
里同女的祖父谈话。我说："我不能谈婚姻，现在男女要自由恋爱，我同她没有感情，跟
她结婚不会有好结果，这样也会害了她终身。"她祖父说："这个事我不能同你谈。"我就
拿出女方的八字说："喏，这个交还你们，从此她是她，我是我。"他说："我不能做这个
事，嫁出的女还能收回呀。"我说："你不肯收，我就点火烧掉去。"于是，抬腿就走。后
来女方家又来人与我家谈判，父亲责骂我，祖母对着我哭。我就劝她，这样做大家都不
幸福，老人家也要想开些。女家的伯父李绍文是开纸行（福昌行）的，见识广，更开通
，劝说自家人退了婚。女的后来嫁到严坑去了，四、五年后因病死去。
附带说说，中学时我还真的自己找了个对象，是我堂嫂的妹妹，人长得还算漂亮灵气。
父亲请人去一说即合，把女方的八字送来。因她没什么文化，我家里出钱，把她送到长
汀一所教会学校去，读了两年多书。后来我到福州、上海读大学，眼界更宽了，感到跟
她没有多少共同语言。1928年，在我与前妻姚敏秀结婚后，把这门亲事也退了。
中学时期，我还结交了不少同学好友，其中有同班同学林光鉴、吴炳若（应星）、段浩
（奋夫），还有一个绰号"大白老"的（已忘其名）；比我高一班的阙荣兴（仁庵）、刘
宜辉（耿民）；低一班的李国玉（朴屯）、刘秀钰（云僧）等。我们这些人常在一起议
论时政，抨击社会当局，说到义愤处，立志非把那些卖国贼、官僚、劣绅清除干净不可
。由于志趣相投，有些同学成了我的生死之交或终身密友。如吴炳若，长汀人，读书成
绩很好，他和林光鉴在班上经常是考第一、二名的。但中学毕业后，吴在家乡愁无出路
，我曾帮助他去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又介绍他参加共青团，并一起成为旅粤汀籍进步学
生最早创办的传播先进思想的革命刊物《汀雷》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
奋不顾身地投入大革命洪流中去，因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李国玉也是古城人，是
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人品和诗文很好，我们无话不谈，情同手足。在校同我住一间房，
回古城他也常在我家住。他家境较贫寒，我常帮助他，连上学用的书都供给他。他上学
时谈了个女友，是他姐夫亲戚的女孩，我想法玉成他们会面。但女方家里嫌他家贫，那
女孩忧郁成疾不治而亡，我曾陪他到女孩坟上去哀悼她。李国玉后来到武汉去读大学，
倾向革命，我送一个金戒指给他做盘缠，要他休学回家乡参加革命活动。后来他入了党
，1929年冬古城暴动，他也是主要成员之一。1931年，在"左倾"错误肃"社会民主党"事
件中，于瑞金被错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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