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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ool (曾经左海右山), 信区: Feelings
标  题: 三风云突变
发信站: 鼓浪听涛 (2003年11月26日00:59:25 星期三), 站内信件

三、风云突变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军内的形势也骤然紧张
起来。李木庵大概先得到信息或预兆,要我先行去南京找林伯渠同志请示办法。于是,
我由镇江坐火车到了南京,因为林老不在未找着。恰好在下关火车站,碰到军委联系人
胡中铎同志。他说南京现在很混乱找不着人,写了一个介绍条,叫我到上海总部(党中
央办事处)去请求指示。我转身折回上海,在火车上就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说上海闹事
打仗,打死了很多任务人。到上海北站下车后,我身穿军装,带着手枪,雇了一辆人力
车,按介绍条的路向,沿宝山路去找总部。只见沿街家家关门闭户,四处弹痕累累,路
上血迹斑斑,被杀害的工人、学生、市民的尸体躺倒在路旁。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
译所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已被反动军警所占领。街上岗哨密布,行人断绝,反动军官率
领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兵士,沿街往返梭巡,耀武扬威,张牙舞爪噬人。我看到面前这个
阴森惨酷的景象,十分悲愤,但仍按捺着满腔仇恨的怒火,驱车前进,凭借身上穿着的
一付虎皮(军服),大胆冲过一道道检查关卡,转弯抹角地到闸北青云路下车,在青云
里找到党的秘密总部,见到了陈延年同志。我向他汇报了情况,延年同志以时局紧急,
命我尽可能把同志带上,转移到武汉去,并把关系(介绍信)开给了我。
我秘密地回到镇江。留在军中的同志,因"四·一二"事变发生,一部分已走散离去,也
有的被害或失踪,我只找到傅克铭、江仕祥(仲瑞)、孔昭同及其爱人、曾某某等七八
个人。又经李木庵与曹万顺交涉,放我们走。于是,我带着这些同志,绕道坐江轮(记
得是英轮)沿江上行到了武汉,找到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人章伯钧。他让我们在招待所
待命,不几天,我们各都分配了任务。我被分配到河南驻马店唐生智所属35军何键部,
在军政治部搞宣传工作兼营党代表。开始,我们还能在部队开展一些政治宣传和组织工
作,有时我也回武汉汇报工作,但基本上是独立战斗。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何键
的反动面目显露,我们受到种种干涉阻挠,工作无法开展。后来,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
反共了,我又奉命秘密撤回武汉。组织上把我们集中在汉口郊区江边一所房子里待命,
有上百人。期间,我在武昌碰到李国玉,他所在的学校已停课,想回家乡去。我向他说
明了当前局势,要他休学回家乡参加革命活动,并送一个金戒指给他作路费。"八·一"
南昌起义前夕,组织要我们去参加贺叶部队。我和江仲瑞及另外二个同志(已忘其名)
一起走,赶到九江时,贺叶部队已起事,并撤出南昌移军南下了。九江被反动军警封锁
,南浔铁路不通,我们隐住在江仲瑞一个亲戚的铺子里。过了几天,由江的朋友设法代
买了几张外轮船票,化装冒险乘船转赴上海。江仲瑞是贵州遵义人,家里很有钱,有个
哥哥在上海商学院读书,由江出钱,租了法租界巨泼莱来斯路一幢一楼一底的临街小楼
,我们几人暂住下来。不久,同上海组织接上关系,暂时待命。
1927年10月,党组织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培训从事武装斗争的干部,举办了一个短
期训练班(农暴干训班),地点就选在法租界巨泼来斯路我们租住的小楼房。参加训练
班的有二、三十人,时间约一周左右,我和江仲瑞也在班学习。军委书记、我们敬爱的
周恩来同志亲自给我们上课。那时他化了装,蓄着一把浓黑的胡子,架一副黑眼镜,头
戴一顶半新不旧的呢礼帽,身穿一件灰褐色的长衫,脚上一双旧皮鞋。他行动非常机敏
,先是漫步从马路上踱过来,见无人跟踪,迅速地闪身走进屋子里,屏气轻声地上楼到
我们训练班来上课。他为我们精辟地讲解当前的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
农民运动、武装起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每次约一、二个小时,讲完后还开展讨
论研究,解答疑难。他讲话时目光炯炯,态度亲切,声音不高,言词生动,说理透彻,
很吸引人,使人们的思想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坚定了意志,提高了觉悟和水平。时间
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周恩来同志当年那种为革命不避艰危、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谆谆
教诲、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一直还鲜明地映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训练班结束后不久,军委的交通郝步青来通知我和另一同志李树信(山东人),说组织
决定派我俩到香港转广州,去参加广州暴动。12月中,我和李树信奉命出发乘船南下
。到达香港后,找到海员工会的领导,才获悉广州起义提前发动,部队因众寡悬殊而失
败,退到北江和东江一带,张太雷同志牺牲。我和李树信曾化装冒险前往中山、惠阳一
带,探听情况,均无法找到起义部队踪迹。一些同情革命的群众也劝我们切莫轻进,免
遭敌人捕杀。在香港住了一个短时期,在哪里亲眼看到英帝国主义统治下,香港的表面
繁荣掩盖着的中国居民的普遍贫困,在标榜文明民主旗号下实施着野蛮专制统治。这是
我生平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香港。而我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深刻印象,却久久不能磨
灭。后来,香港党组织以联系中断,前方情况不明,安排我们仍回上海去。年底,我们
回到上海,党组织要我们继续待命。
这期间,我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就是在革命生涯中结识了我的前妻姚敏秀
,并在严峻的斗争中由相爱而结成伉俪。敏秀是江西南昌市人,曾就学于南昌葆灵女校
(教会学校)。由于她思想倾向进步,敢说敢为,在校曾被称为学校的"四大金刚"之一
("四大金刚"中,有我的同乡、傅连暲的侄女傅维钰,还有幸曼玉和另一位不记得名字
的女生)。1927年初,她报名参了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当女兵,又被校友称为"花木兰"。
我在武汉时,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她,相互都留下了好的印象。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军校
解散,她就同军校的几个同事结伴来到上海。先是在法租界新民屯,寄住在原葆灵女校
教师、留美学生黄乔云(汤允夫的前妻)家,姚平时亲昵地称黄为"姐姐"。她得知我们
在上海的住处后,经常会来看我们。这时李木庵老同志也来了上海,看到苗头开我们的
玩笑说,你们搞什么名堂。我说,没什么,想恋爱不一定能成,好比从上海去南京,要
同到了南京才算数。李说,你这是胡依凡主义。以后我与姚来往更密切了,她嫌"姐姐"
处不方便,就与同事、好友杨世芬(都丽)搬到华北公寓去住了。我们则因巨泼来斯路
的住所要办训练班,搬到商学院附近杜美里路的生生里住(是江仲瑞的大哥让给我们住
的),姚与杨来看我,我跟姚的感情日深。当我奉命南下的前夕,姚得知我要远行,一
个晚上给我打起了一件毛背心送给我。我从香港返回待命期间,也搬到华北公寓去住。
我和敏秀的感情发展很快,1928年春,我们就结婚了。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和前妻结婚时,杨世芬让出房间给我们,她到别处去住。这时,
杨的爱人赵济是留苏学生,刚好从莫斯科回国,我们见了面。赵在言谈中散布了不少对
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悲观论调,如讲到苏联的发展时,说苏联内部分歧很大,困难问题很
多,五年计划的成绩和前途很难估计等。我感到这是宣扬一套托派理论,便据理反驳,
慢慢地同他疏远。据了解,赵是神州国光社的,其中有不少托派人物。赵后来在上海还
常写文章,宣传托派观点,以后下落不明。因与赵济有过接触,对我以后的政治生命产
生过影响。(注:在一个自传草稿中,曾写道与赵济是1929年夏结识的,原打算通过赵
接上组织关系,后发现他是托派,断绝了来往。)这段时间,敏秀的同乡好友、毕业于
南昌豫章中学的韩起与钟潜九,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利用春假到上海探亲,曾来看望
我们,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我们相当投契。后来他们都加入了左联,成为我生死之交的
好友。这些都是后话。
1928年4月,军委交通刘大业来通知,组织派我回福建工作,除给川资外,还带了50块光
洋给福建省委,我和敏秀同行。到厦门找到福建省委(罗明同志那时在福建省委,但与
我接头的不是他),随即被派回闽西家乡长汀一带开展活动。在厦门还见到了同乡、校
友阙宝兴、张成荣(二人均与李国玉同班),他们在中华中学任教,参加了组织。张还
借给我十几元钱,作路费。我和敏秀取道漳州回乡。途中敏秀因妊娠反映强烈,不能行
走,在漳州滞留了一些时间,住在一家旅馆里,进退两难。当时,漳州在土著军阀张贞
部队盘踞之下,侦骑四布,我不懂闽南话,言语不通,甚至与同志联系有时也发生困难
。恰好谢秉琼在漳州,我去找他,他介绍我到他的同乡、原驻武平的国民革命军游击司
令兰玉田处去住。校友阙宝兴从厦门来看我们,不料他又病了,我们反过来照顾他,直
到病好才回厦门。这时,我发现谢秉琼办的《漳潮报》宣扬第三党的观点,他的人生态
度似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想留我帮他办报,我婉言拒绝,坚持要走。后来,组织上
派人来了解情况,我也如实报告了组织。在漳州住了约一个月左右。敏秀的情况好转,
我们就徒步经平和、永定边境山路前往家乡。路上经过上杭芦丰,见到当地党组织的兰
鸿翔(他家在上杭芦丰),他曾在黄埔军校汕头分校读书,有时会到广州来,我同他有
交往。我告知他回家乡去搞农运,要他在当地发动农运,并一起商谈过发展组织之事。
在他家住一宿后,继续上路。
1928年6、7月间抵达长汀,与当地党组织(特支)取得联系。当时长汀特支的负责人是
王仰颜(外号八叔,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以开盐店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段浩
(奋夫,比我低一级的汀中同学),组织内还有傅维钰(傅连暲的侄女)等人。记得特
支设在冷僻的水东街边上的官背店(?)。经商议我应找一职业作为掩护,于是找到同
学阙荣兴(仁庵)和汀中教员陈华洲(他妻子也是葆灵女校学生),由他二人介绍我到
长汀中学当教员(下学期起)。傅维钰时在县立长汀女师任教,她也介绍敏秀到该校去
当教员,但因敏秀妊娠反映大,大部分时间都在古城老家住。此时,我回到古城,顺便
与原先订婚的人家(即我堂嫂的妹妹)解除了婚约。
从这年暑期起,我就在汀西古城一带秘密搞农运。我选择了几个革命倾向性强、斗争意
志坚决的老同学李国玉、刘宜辉、彭茂祯、彭朝顺(铁城)等为核心,联系发动了一些
贫苦农民与工人,如曾坑农民胡维淮、严坑农民胡其荃、古城农民谢石陀子、徒工邱士
贵(外号矮子)、李炳仔等十余人。我们经常在金峰山、三官庙、古胜寺、枫树坪、海
螺岭等地聚会,商议建立革命组织,发动农民搞暴动斗争。计划在海螺坑、严坑、曾坑
等地起事,因这里接近江西,进退容易,严坑过去是马角寨,翻过一座山就是江西境界
。学校开学后的几乎每星期六,我都回家活动,有时星期一才返长汀。王仰颜、段浩也
会来古城商量、指导工作。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准备建立汀西党组织,以领导当地的斗
争,我并向组织建议吸收李国玉、刘宜辉等同志入党。
正当我们的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大约11月的一天下午,我在汀中宿舍预备教课,组织忽
派人(傅维钰)送密条,十万火急地通知我,说已侦知反动派有黑名单,要抓捕我,命
我迅速转移,但未指明转移何处。(后来才知道,是由于闽西一处党组织被破坏,敌人
获得了部分地下党员的名单。长汀党组织通过内线--傅连暲同志,利用给土著军阀、
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看病的机会,获得了这一情报。)我收阅后马上离开
学校,由西门出城,急步飞奔,一口气走了五十里山路回到古城。先通知李国玉要同志
们作戒备,又叫敏秀赶快收拾东西。父母帮助筹集几十元川资,找人挑了一担行李,连
夜从严坑走小路到瑞金,在亲友李绍文的福昌行隐藏起来。在瑞金也不能久留,且敏秀
怀孕多月,行动不便。为安顿妻子,我们只得由瑞金秘密搭民船,绕道赣州前往南昌,
在敏秀娘家暂避。同时,写信回长汀组织取得联系。长汀特支回信说,已把我的情况报
告了福建省委,准备将我的关系由省委转回上海,让我到上海去接上关系,并汇来20元
大洋给我。我住在敏秀家里,她母亲很不高兴,说是我害了她的女儿。我与敏秀商量,
我先去上海,她仍住娘家,待分娩以后再说。后来我的大孩子于1929年3、4月间在南昌
出生,取名赣生。
1929年初,我一人到达上海寻找组织。这时,上海的政治环境越发恶劣,反动派气焰万
丈,革命党人被压在地下,一旦被察觉破获,不是坐牢就是杀头。我住沪数月,一点组
织的踪迹都未找到。去信长汀组织,也无回音。恰巧在上海碰到李木庵,他从北京来,
住在一个商栈里。他告诉我准备同朋友孙侠夫合资办一个书店,设在戈登路,叫晨曦书
店,要我协助。这样,我就在戈登路租了一间后楼小房居住,一面谋求生活,一面寻找
组织。在协助筹办书店的同时,我也开始写稿的文人生活。记得写了一本小说,名《爱
的坟墓》,由晨曦书店出版。内容是讲革命者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遇到的种种矛
盾冲突,其中有部分以敏秀的家庭为景,有感而发。小说出版后,敏秀于这年夏天也来
了上海,把孩子寄养在娘家姐姐处带,我们另租了晨曦书店临近的海防路一间过街楼住
。这时,李木庵因事离开了上海,孙侠夫则到四川去了,书店由孙的夫人经营,但营业
情况不好,想把书店迁到较好的地段办,又拿不出钱,只好维持现状。我为找生活出路
,关心上海的文化出版界的状况,发现那时左翼文化出版还相当活跃,实际上形成了第
二条战线。斯年秋,我在国际书店发现一本苏联杂志,上有张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图表
,觉得很好,买来后剪下,向朋友们凑了一些钱,把该图扩大翻印,取名《帝国主义铁
蹄下的世界》(图解),托名"奔流书店"出版,除自己发售外,委托市内一些小书店代
售,销路不错。
1929年底,敏秀母亲带赣生儿也来到上海。次年初,我就向书店批发了一些革命进步书
刊,包括左联的刊物《拓荒者》,鲁迅主编的《萌芽》,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等,到
各大学校摆地摊流动发卖。常去的有江湾、吴淞口的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水产学校、
中国公学、法科学院(沉钧儒老在那里),我们住处附近的大厦大学、光华大学等。经
营一段时间,甚得各校进步青年学生的欢迎,书刊很畅销,有时地摊面前人头耸动,应
接不暇。这样,既为革命做了点文化宣传工作,自己的生活也有了着落。我所以到各大
学销售进步书刊,还有个想法,看能否在这些地方遇见组织内的人,或结交革命进步人
士。在复旦大学,我见到了汤允夫(黄乔云的丈夫),他那时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后
来参加了民革。在大厦大学遇见了同乡、好友廖家醇,他是个热血革命青年,当时还未
入党。他告知我,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进入闽西,开辟根据地,古城家乡已在同学
段奋夫、李国玉、刘宜辉(刘后在战斗中被捕牺牲)等组织发动下,举行了暴动起义。
当时根据地还不稳固,国民党反动军队不时反扑,闽西长汀一带是几进几出,内外交通
阻隔。由此,我才明白要想与长汀组织再取得联系,以帮助我接上党的关系,恐已不可
能。
1930年4、5月间,因我售卖革命进步书刊,引起了反动特务的猜疑、监视。一次,我到
复旦大学、法科学院等校摆地摊返回时,被特务跟踪盯梢。走到江湾路天逼巷火车站附
近,特务查抄我箱子里的剩余书刊,说我是共产党,抓捕起来,先后关押在闸北公安局
、南市公安局看守所,后又作为政治犯,解到龙华伪警备司令部交"军法审判"。虽经严
刑拷打逼供,我始终坚不吐实,不暴露身份,只说是为谋生糊口售卖书刊,反动派也查
不到其它实证,被关押在漕河泾伪监狱。我被捕后,敏秀怀孕又即将分娩,她把母亲和
赣生儿先送回南昌,到处打听我的消息。5月30日,她在沪西劳工医院生下二儿沪生,出
院后没过几天就来监狱看我。在上海无法生活,不久她就带沪生回南昌娘家去了。漕河
泾监狱关押的大都是政治犯,约有一百多人。这些人为反对监方对我们的非人待遇,在
监狱里也进行斗争,如唱国际歌,呼口号,敲床板和板壁等。还组织了一次罢饭斗争,
要求监方改善犯人的待遇,定期放风,一个月允许写一封信等等,集体绝食两天多,最
后监方不得不接受了。但事后把我们几个表现积极带头的都叫出去,带上脚镣,我脚上
的镣铐直到刑满释放才卸去。数月之后,法庭宣判,以所谓"宣传赤化、危害民国"罪,
判我一年另二个月(未判前的二天折一天计)的刑期,然后分别把我们关在号子里。我
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关在一起,已忘其名,他不是共产党,比我先放出去了。隔壁号子里
是左翼作家朱秀侠(广东人),我常同他隔着墙眼讲话,秘密送信(塞纸条)。放风时
碰见原十七军的王一氓,他是第三党,后来成了民革成员。在关押期间,傅维钰、阙荣
兴到上海来,曾到监狱看过我,给了些钱给我用。我也曾给敏秀写过信(那时托看守寄
一封信给家里,要5块钱),但没收到回信。监狱的生活很苦,吃的象猪狗食,粗饭少菜
,菜煮得象猪潲,汤则象涮锅水。朱秀侠家境较好,有时家里送点食物来会分点给我吃
。我没多少替换衣服,寒冬腊月也靠难友接济一点。最糟的是监狱里除了放风没水用,
有一点水很宝贵,一盆水洗脸擦身洗衣服,用了又用。几个月没理发,一年多没洗过澡
,一身脏得发臭,个个象是乞丐。但是,监狱里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向"龙头"
进贡,什么也都能搞到。
1931年7月间,我刑满释放,先经宣教司"教育"一番,才让出狱。我脱了牢笼,马上回到
晨曦书店。孙侠夫已在四川病死,他夫人仍待我很好,帮我找衣服换洗干净,上街理了
发,第二天到法国公园去照了个相,作为这次被捕后准备继续参加斗争的留念。住了几
天,寻找同志和朋友。这时,江仕祥(仲瑞)从江西临川(他曾被分配到那里工作)回
到上海,他大哥在赫德路租了幢房子给他住,不让他参加革命。他有个同乡刘某某在老
蒋处很得宠,要他到国民党里做事,他没有去。我去找他,他仍对我很好,在他那里住
了一段,知道他脱离了革命,有了戒心,打算离开。那时廖家醇已离开大厦大学在闸北
一带活动,我通过同乡找到他,搬到他那里去住了(法租界善钟路侧一栋普通楼房)。
我从廖忙碌的情况看出,他已加入党组织,但他并没有告诉我,因是地下工作,组织纪
律不允许的。
我坐牢期间,敏秀家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母亲、姐姐等人埋怨得她要命,家里待不下去
。原黄埔军校学生周秉彝(他的父亲是闽南某县县长)在福州伪政府当了个小官僚,假
装要帮助敏秀,叫她去福建工作,她就带赣生儿去了福州,搞了几个月。我出狱后,通
过敏秀的同乡、也是我俩的朋友钟潜九(他当时还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得知她在福
州的地址,就写信叫她来上海重聚。她来后见我颠连穷困,组织关系又接不上,革命意
志发生动摇。这时,我的一个内侄姚淇的岳父家在上海市郊南汇镇,他告我有机会去雅
加达,邀我同往。敏秀鼓励我去,她后来。我高兴地把她和孩子送上船回南昌。她走了
不久,我就收到她姐姐的信说,江西伪省党部的科长李立要她去省党部工作,她准备留
在南昌。我看了信很生气,知道李立早在打她的主意,认为她这是在骗我,马上连发了
两封航空信,责备她"两重人格"。她家里人见信说她,跟着胡某人有什么好处?她思想
更动摇了,也不回我的信,让她姐来信说是去南京了。她果真也去了南京,找钟潜九、
韩起征询意见,他们都不赞成她离婚,敏秀又回到南昌。这时,黄埔四期生谷熹在武汉
当团副,他过去在武汉追过敏秀,回到南昌来看敏秀,要与她恢复旧情,但必须同我断
绝关系。她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
敏秀再次来上海,这次钟潜九也因事到上海,见此情况对她说,这事你得跟老胡讲清楚
,并告知我在廖家醇处的住址。敏秀来找我,表示一定要同我离婚,我不同意,叫她去
登报,我出钱。她要我写张字条给她,于是我写道:胡依凡与姚敏秀的婚姻关系,因敏
秀之坚决,依凡只好允许她的自由,依凡无话可说了,言尽于此。写完把条子交给她,
还用力地打了她的手一下,返身就走了。她快步追上来,一直走到静安寺,抓住我的手
,要我到馆子里坐坐吃点东西。她在写菜单时,我又走了,就此分别。当晚,我独自一
人到外滩公园,心情非常难过,但想到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不革命,强抑住心里的痛苦
,到天蒙蒙亮才回去。家醇找了我一晚,多方安慰我,要我把眼光放远些。当然,我也
不想去雅加达了,还是要革命。事后,朋友钟潜九、韩起,同乡吴在东等都分别劝慰我
,帮助我渡过了这段个人感情生活的艰难时期。
敏秀拿到我的字条回南昌后,曾到武汉谷熹处去了几次。那个谷熹可能是报复她,一拖
再拖,要她去上海继续读书,在两江女子师范上学。有一天我在世界书局看到她,想问
问她两个孩子怎么样?她抬头看见我,赶快走了。后来,听朋友说(可能是钟潜九、韩
起告我的),她在信基督教,家里母亲、姐姐对她没有好面色,在外面名誉也不大好,
一些朋友也疏远了。又听说谷熹也与她断绝了关系,使她走投无路,因此愤而自杀。那
已是1932年底或1933年初的事了。闻听之下,我痛恨反动派的恶毒害死了她。尽管她的
死,带有某些咎由自取的成份,但怀念旧情,仍使我留下终生不灭的遗憾!至于我那可
怜的两个孩子,敏秀坚持由她带到外家去,说我无力扶养,这虽非我本愿,也无可奈何
。姚家要这两个孩子,开始也是因敏秀的弟弟振华没有男孩。两个孩子从母姓姚,小时
主要是外婆带,大姨、四姨为扶育他们,也费了很大心血。抗战时南昌失守,逃难中他
们曾把孩子带到安福,放在儿童保育院。这期间,我曾数次写信询问孩子的情况,均得
不到回音。直至解放后,我们父子才重新取得联系。
回头说我出狱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运动高潮,我怀着满
腔义愤,奋身走向街头,积极投身于风起云涌的上海反日大示威、大运动。那时,钟潜
九也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到上海来,在法租界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他要把我介绍进去
,但因我文绉绉的,什么都不会,厂里不要我。我那时已搬出廖家醇住处,住在法租界
金神父路星星里。期间,曾介绍廖家醇与潜九认识,他们也成了好朋友。后潜九改到一
家英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由廖家醇介绍加入了党组织。我自己一心仍想找到党组织恢
复关系。有一次,我在游行队伍中碰到作家胡媚(即有名的地下工作者关露),她曾是
名作家沈志远的爱人,后离异,我过去在上海曾同她一起学过法文。她见到我很高兴,
告知我她住在萨波赛路刘道衡家。刘是有名的民主人士,他家常是革命者、左翼作家、
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后来了解,刘实际上是党内老同志,以搞交易所当掩护,作党
的耳目,联络各方人士)我到刘家找胡媚,碰到狂飙社作家高歌,他当时负责沪西一带
党的工作。高歌可能已经知道我的斗争经历,对我非常亲切。跟我畅谈了当前抗日形势
,见我迫切要求参加实际工作,便写了张条子,要我化装成工人,化名小吴,到沪西日
商同兴纱厂搞工会工作。此时,找到了组织中人,分派了工作,我认为自己的组织关系
已经解决,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前工作与斗争中去。我在同兴纱厂的活动大多是在工棚内
,有机会也进厂内活动,向工人们宣传抗日救亡,组织工人开展反日罢工斗争。当时国
民党、托派也想抓这个厂,搞黄色工会分化工人,但我们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工人们也
听我们的话,团结得很好。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那时,沪西成立了总
罢委(反日罢工委员会),同兴纱厂与内外棉十三个厂都在总罢委指挥下活动。罢委机
关设在小沙渡路附近。上海总工会领导老宋同志(已忘其名)要我到总罢委去协助工作
,他对我很信任,核心小组三、五个人的会议要我参加,有些重要的事情也同我商量。

在这个狂风骤雨的大时代里,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爱侣、现在的妻子王映芬。大致经过
是这样的:1932年元旦,好友韩起、董曼尼夫妇和作家张天翼、吴惠生等离南京来上海
,他们一行人带来了安徽姑娘小王(颖芬,又名映芬,小名翠梅)。因小王姑娘的四哥
王惕之(于岩)回家乡料理母亲的丧事,把小王托付给曼尼,曼尼平日待小王也情同姐
妹。这次韩起等人是下决心抛开学业和优裕的工作环境,到上海来参加反日救亡运动的
。他们住在江湾路近郊的一所大民房里,我曾去看他们,见到了小王姑娘,觉得她很纯
洁,心里很喜欢,曼尼也有意把小王介绍给我。后来我了解到,小王确实是个"不平凡的
姑娘",前两年她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在四哥的帮助下逃离家乡(安徽歙县),靠自己
勤奋自学的根底(她只上了一年私塾、二年语文科函授),考入了南京华南中学读书。
她读了不少进步书刊,也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朋友。"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南
京学生罢课请愿等活动,这次又毅然休学来上海参加反日救亡活动,这使我更增添了对
她的爱慕。韩起等人来上海,很快就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并分配了工作。他们知
道我在反罢委,要我找机会介绍小王去反罢委工作。不久,上海发生"一·二八"淞沪抗
战,江湾路一带战火连天,韩起夫妇带着小王离开着火点的民房,连换洗衣服都未带到
,住在租界刘道衡家。在上海和全国人民声援淞沪抗战的热潮下,反罢委的工作更忙碌
了。正好罢委领导老宋要找一个可靠的人保管文件、传单,我推荐了映芬(后来我一直
这样称呼她,便成了正名),老宋说可以,但最好要以假夫妻的名义住在机关。我同曼
尼说这件事,曼尼征求映芬的意见,并把我的详细情况告诉她,映芬很爽快地答应了。
老宋要我马上找房子,组织上出钱租房买床。我在康脑脱路生生里找了一个楼上楼下的
灶背间,大年三十那天,先把东西搬过去,然后带映芬去见老宋,老宋很满意,交待了
要做的工作,并叮嘱我们要小心谨慎。这样,映芬也成了抗日运动的战斗一点,她参加
了妇女反日大同盟,在作家穆木天的爱人彭慧大姐的领导下工作,除了保管文件、传单
,她也到沪西一带纱厂搞女工工作。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我们产生了更为亲切的感情,
日子稍久了便异化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意恋情牵了。加之映芬在工作、学习、生活上都
处理得不错,干什么事都非常认真负责,领导和同志都很喜欢她,彭惠大姐宠爱地夸她
好样的。曼尼见我们的情况劈直说,我早就为他们操心了,干脆就让他们泡做一团吧!
我把情况向老宋报告,他说,你们既然相爱,没有问题。于是,1932年春,在领导同志
和朋友们的热心赞助下,我和映芬变假成真,园成了好事。它填平了我近年来失偶丢子
的创伤,重新建立起幸福的革命家庭。
"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党领导上海全市日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持十
九路军淞沪抗战。但蒋介石国民党却屈服于日本国主义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
抗日运动,并与日寇合谋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上总、反罢委
联合各界群众组织,发动了数万人大集会、大游行、大示威。运动队伍在跑马厅四路集
合,以上总、反罢委为前导,沿南京路到外滩,包围冲击日领事馆,又返回到英租界和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门口示威,接着经汉口路包围了上海总商会大亨组织的地方维持会,
再转至法租界沿法华交界马路冲至打浦桥、枫林桥,包围冲击了上海市政府、市社会局
。游行队伍提出口号,反对干涉、禁止抗日运动,要求发钱、发米救济罢工失业工人,
坚持反日罢工、武装捍卫国土,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等。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对着
我们,租界骑巡队冲击我们,但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一时还不敢大肆干涉镇压。在包
围上海维持会时,我还作为代表之一,坐电梯上楼同上海大亨虞洽卿等面对面谈判,迫
使他们答应商会罢市、捐钱米救济失业工人。市政府和社会局也答复了上述条件和要求
,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但事后反动派却加紧了对抗日运动的镇压。有一次,我同几个
工人到曹家渡华租交界处进行募捐、宣传抗战时,突遭反动特警的拘捕,由闸北伪公安
分局,押解到南市公安局。映芬见我久未回家,马上去找组织。路上碰到彭慧大姐,告
知"小吴"可能被捕了,彭大姐说,组织上已经知道了,正在设法营救。她要映芬赶快把
存在我们家的文件和传单转移。四、五天之后,组织上通过铺保,把我们几个人保释出
来。这是我第二次被捕。
1932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帝国主义反动派联手
大肆镇压抗日运动。在英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上海总工会、沪西工人总罢委以及所有非官
方的抗日组织全被查封,并逮捕了不少革命同志、进步人士和罢工工人。在查封总工会
时,我正好在那里,跑了出来险遭毒手。反罢委召开紧急会议,由老宋作报告说,斗争
由半公开转入地下,实行单线联系。会上,有同志提到外面有取消派坏蛋在散发反动传
单,诱骗工人,破坏罢工,因此要谨防坏分子潜入内部,以确保反日罢工的最后胜利。
会后,我被分配在第四棉纺厂负责工作。那时,日本特警在厂区周围巡逻,我们的活动
多在石灰窑工人宿舍中秘密开会,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反对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勾结,卖
国求荣。跟上级的联系,规定每天到沪西劳勃生路广场碰头,手持一个标记,有详细的
情况用书面报告。这样持续了约一个多星期。有一次,我如约到劳勃生路广场,却接不
上头,连续数日都是扑空。上级也没派人到石灰窑四厂工人宿舍来联系,找老宋又找不
到,映芬到妇女反日同盟同样找不到人。这样,我的组织关系就再次中断了。
为什么接不上头,分析起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组织被破坏,有人被捕了。为此,我
不敢一再冒险按原定地址去联系,住处也得转移,由康脑脱路搬到甘世东路一栋白俄的
小楼房中居住。二是组织上怀疑我有问题,因为传说四厂有托派,是不是因此而中断了
同我的联系?这点不久就得到了印证。一天,朋友胡媚(关露)传话给我,说高歌要我
写一篇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材料。我初时摸不到头脑,为什么高歌不亲来找我谈,却要
我写这样的东西,是不是组织上对我还不了解,要警惕我、考查我?回想我自加入组织
,在革命斗争中艰险备尝,无论何时何地,在组织里或失去联系,都心向组织,义无他
顾,被反动派抓捕坐牢,弄得妻离子散,也毫不动摇。在反日罢工的实际斗争中,也是
站在前列,现在竟中途被关在革命大门之外,心情感到非常的委屈与难过。爱人劝慰我
、批评我,我也不接受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难道还不知道,让事实和历史去证
明好了。我一直没有写这个材料,胡媚以后也未再问我要。回想起来,这事也不能怪组
织,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危急关头,不提高警惕也不行。由于我的错误态度,也就阻断
了回到组织怀抱的道途。直到解放后,我从肃反审干的结论中看到,因我(1928年)曾
与赵济来往,被停党籍,如确有实据,更证实了我当时的猜测。
从火热的斗争中被隔离出来,我同爱人蛰居在甘世东路的寓所楼上,长日无所事事,十
分苦闷。想到真正的革命者应当奋志前进,而不能无所作为,因此就有从事文笔生涯,
为革命做点努力的念头。朋友韩起、曼尼等也鼓励帮助我这样做。我在南京路国际书店
买到一本英译的《俄国革命史》,便囫囵吞枣地大胆试译起来。这时,钟潜九的爱人涂
玮病逝,遗下一个不满三岁的女孩小玮(智和),潜九很悲痛,我对他说:现在不是哭
的时候,还要工作。他把眼泪一抹说:依凡,你帮我一下。我帮他料理了后事,又把小
玮接到我家,让映芬带了一个时期。那段的生活也非常艰苦。还在反罢委工作时,我和
映芬常常是吃两个大饼就外出,晚上两个人共吃一碗阳春面(光面条),有时就到朋友
那里"打秋风"。这时,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靠朋友接济。江仲瑞有时会给我们些钱
,一次五块钱左右,勉强支撑下去。
在表面沉寂的社会生活中,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仍然有加无已,经常发生共产党人、革命
群众、民主人士被抓捕、残杀或失踪的事件。映芬的四哥王惕之(于岩),早在大革命
中当学徒时就参加过工人斗争,后在南京安徽中学读书,是一个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
随后参加革命组织,并入了党)。1932年7月间,他从安徽中学毕业,到上海来看望过我
们。不久,他就在曹家渡共和大戏院(共舞台)参加"社联"组织的群众集会中被捕,消
息杳然。直到次年3月,我岳父王谷生从安徽家乡来信,才得知他被解到苏州监狱,我和
映芬曾去探过监。他入狱几年,到1936年得妻兄王珊荫帮助,才找铺保保释出来。
也是在1932年7、8月间,我自己又第三次遭到反动派的抓捕。经过情形是:我迁居甘世
东路后,曾路遇在沪西法南一带活动的廖家醇(廖似负上海区委方面之责,与廖承志同
志一起工作),拟通过他搞清一下我的问题,接上关系,就告诉了我新迁的地址。不料
没多久,廖被捕了,因不敢供出机关住地,报称住在我家。那天,我爱人上街买小菜,
我在家照看睡熟的小玮,并继续译稿。忽然听到楼下一片喧闹声,几个法租界的巡捕、
三道头正押着家醇走上楼来。家醇边上楼边用铐着的手打手势,用长汀土话告我,要说
他住我们家,被巡捕猛击几巴掌,禁止他说话。这群坏蛋一面翻箱倒箧地搜查,把许多
书报丢了满地,把我的译本译稿和认为可疑的书刊捆做一捆,一面厉声喝问我:他是你
什么人,住那里?我即肯定回答,是我的同乡,住在这里。我爱人刚好买菜回来,揣知
了情况,当三道头喝问她时,也回答说,认识他,是住我们这里。那时,我爱人怀有身
孕,被法国鬼子在肚子上踢了一脚,造成事后大出血流产。鬼子三道头不由分说,把我
也铐上,和家醇一道押走。先押到嵩山路法租界巡捕房,刑讯逼供了一晚,关入地牢。
次日转到薛华立路监狱(租界西牢)关押,由帝国主义御用司法机关--临时高等法院继
续侦查、审讯,前后共关押了近二个月。在狱中,我们和难友们也曾发动过罢饭斗争,
家醇表现十分勇敢,令我难忘。我爱人忍着小产流血伤痛,一直在外奔走营救我们。朋
友韩起、曼尼得知,找到韩起的老师大律师张志让(解放后是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
长)为我们辩护,张又转托一个叫周域的律师代为办理。映芬得亲友们七凑八凑,筹集
了五、六十元作为律师费。经律师辩护,最后,法庭以查无实据,宣告无罪释放,幸而
未被引渡。这次被捕,完全是为了保全组织和掩护同志。此事在文革中,有外调人员曾
向我透露,说这次掩护了很重要的机关和很重要的同志,问我知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
详情,廖也从未告诉过我。但出狱时,廖曾答应过帮我打通关系,而事后他一去成十天
未再来。映芬说,老廖说不定是"二进宫"了。韩起、曼尼来也说,有这个可能,要我们
赶快搬家。于是,我们又搬到北四川路的斯高塔路四达里,跟韩起、曼尼还有汪仑(他
是曼尼后来的爱人)住在一起。到第二年,廖从提篮桥西牢寄出信来,告知他那次出狱
不久又被捕判刑,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我曾让映芬以表兄妹名义去探过一次监。由此,
通过廖接通关系的想法又落空了。据说廖这次被判了三年(或五年)刑期,出狱后中断
了组织关系,便回老家长汀去了,我们直到抗战后才取得联系。(顺便交代一下,我被
捕后,潜九把小玮接送回家乡。不久,又传来他自己被捕的消息,我们一段时间也断了
联系。)
在无法与党组织接通关系的情况下,1932年冬,通过韩起牵线搭桥,我认识了左联作家
周钢鸣,由周介绍我参加了左联组织。从此,我正式拿起笔作投枪,在新的岗位上开始
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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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开始对我这种小鸡爪子,放泡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