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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ool (曾经左海右山), 信区: Feelings
标 题: 四左联时期
发信站: 鼓浪听涛 (2003年11月26日01:02:03 星期三), 站内信件
四、左联时期
1932年冬，我由周钢鸣同志介绍加入了左联。当时参加左联的，除了早期从事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运动的作家外，还包括了一部分暂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的革命者，以及进步的
知识青年、工人、教职员等。那时在反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加上党内"左倾"错误带来
的损失，因被捕或其它原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的党员和革命者是不少的，我也是其中之
一。由于我在文字上还多少有点基础，自己提出要求后，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了左联。
当时左联组织基本上按属地编组，我开始与周文（何谷天）、周钢鸣、汪仑（汉雯）编
在一个小组，属于闸北区管的体育会路的一个组。后来蒋牧良、何家槐也在我们这个组
。那时我住在北四川路斯高塔路的四达里，我家就是小组开会的地点。叶以群（华蒂）
常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传达组织的指示，传递信息及指导开展各种活动。大组会则在
虹口公园出去体育会路的郊外举行，不定期游击式地召开。1934年至1935年，我搬到东
横滨桥路锦云里后，与庄启东、陈君冶共一个小组。庄是1933年由互济会转到左联的。
这时组织变小了，但我们几个人合作得很好。小组会大多在庄家开，以群、何家槐也常
来参加。
左联虽是个文学家的组织，但它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任务的。从我
所在的小组活动内容看，开始主要是搞飞行集会，外出宣传发传单、讲演，参加工人的
读书会，开展对"第三种人"的批判，以及占领文艺阵地等等。搞飞行集会是很危险的，
那时我们叫"送肉上砧板"，实际上是一种"左'的做法，容易暴露自己，损失很大。1934
年以后，不大搞了，必要举行时，领导人不去参加。组织工人的读书会，也是在工人中
做工作。我参加了闸北区的，主要是向工人介绍读什么书（进步书刊），帮助工人识字
，组织问题讨论，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等。"第三种人"是指胡秋原、施蛰存、杜衡等为
代表反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文化人，他们以现代书店为大本营，出刊《现代》杂志，又称
为"现代派"。这里还有个趣事，起初我不清楚这个背景，现代书店招收校对，为找生活
我报了名并录取了。但进去一看，发现赵济的留苏同学雷剑峰也在那里，尽管当时托派
与"第三种人"是不同派别，但他们却联合起来对付左联，所以我只干了三、四天，就赶
快退出了。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我写过一篇杂文《批评与骂》，在《申报。自由谈》
上发表，说可以批评也可以骂，但反对自由主义地乱说。"第三种人"马上写文章反驳。
曹聚仁、徐懋庸则写文章赞成我的观点，但认为说理不够。有的文章则说，批评是理论
斗争，骂也需要。不过，当时我理论功底不深，不大参加这种论争。开辟文艺阵地，主
要是写稿，编辑出版刊物，翻译介绍国外名著、国际信息等。关于后者，记得1933年秋
，我在南京国际书店购得英文版《一个美国工人在苏联》一书，在朋友的鼓励下，我把
它翻译出来（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蒋天佐代译的），由叶以群介绍给天马书店编辑出版
。约六、七万字，1934年出版。社联办了个刊物《每日国际文选》，每天都有精选外文
杂志上的好文章翻译刊出，我也译过一篇揭露法西斯墨索里尼噬人不眨眼的丑恶嘴脸的
文章，约三万字。交关露的姐夫、复旦大学教授李剑华校正后，送文选编辑室选用出版
。可是，因为我外文学得并不精，要真正从事翻译工作，仍然是力不从心。
创办出版文艺刊物，是左联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为打破敌人的"文化围剿"，除出
版左联的机关刊物外，各小组（多以个人名义）也编辑出版了许多刊物。这些刊物不断
地被查禁，又不断地出版新的刊物。我也先后参加了两种刊物：《小文章》和《少年时
代》的编辑出版工作。先是1934年春，我们小组的同志商议要出版一本自己的刊物。于
是庄启东、陈君冶发起，创办了《春光》文艺月刊，由春光书店出版（该店是盘下曾出
版《北斗》杂志的湖风书店后改名的）。我因主要靠写稿生活，没有直接参与该刊的编
辑出版工作。刊物出版发行后，反响很大，很快销售一空。但出版到第三期（同年5月）
，就遭到反动派的查禁。为此，我们都感到十分气愤。下半年，启东又与春光书店老板
商量好，把我推出台，在春光书店再办一个新刊物《小文章》，我也鼓起勇气把《小文
章》当作"大文章"来做，积极进行策划准备，有问题找启东联系商量解决。我一边找张
天翼、蒋天佐（刘秀美）、朱凡、方土人、何家槐等友好的青年作家帮忙写稿，一边又
找汪仑（汉雯）老弟设计封面，安排编辑、付印、出版诸事。我和启东自己也各写了些
稿子凑数。期间，我曾到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访问国学专家曹聚仁，写出访问记；还
写了一篇《一个高丽人的日记》，内容讲一个流浪上海的亡国者的悲惨境遇。忙碌折腾
了成个月，终于把《小文章》推出面世。杂志为16开本，约五、六万字，内容有小品文
、小说、散文、文艺批评等，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茅盾（沉雁冰）先生看到这个刊物
，还在一个大杂志上撰文（忘记刊名），对该刊的内容、编排、印刷等优点给予好评，
也指出它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提出我写的《一个高丽人的日记》，认为作品中主人公用
上海方言谈话的四不象，虽惹人笑话，有点形象化，但使人忘记了他失去祖国的痛苦与
悲哀，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大意）。这样深刻的剖解，使我受到很多的教益与启发。
但是，《小文章》杂志也只出了一期创刊号，就被审查老爷下令终刊。以后，春光书店
的老板也不敢再出这类刊物了。然而，我和启东都觉得收获还是不小，我们的努力没有
白搭。正如启东说的："国民党反动派想禁止进步书刊是禁不完的，他禁止一批，我们就
又要新出一批。"是年10月，启东接编了徐懋庸在光华书店出版的《新语林》杂志。次年
，他又和蔡若虹刊出了《漫话。画》好几期。我则在左联朋友们的帮助下，创办了少儿
刊物《少年时代》。这也是反动派阻挡不了的我们在反'文化围剿""中的游击战吧。
这里再讲讲创办《少年时代》刊物的事。起因是光明书店的老板看到开明书局编辑的《
中学生》杂志销路不错，也想编一本能与之抗衡的中学生杂志。我们得到这个消息，想
把这块阵地拿过来，就由庄启东和方土人出面，与光明书店老板洽谈，一说就合。但老
板提出稿费要看销路，我们也硬着头皮答应，先出了再说。决定由我和方土人合作编辑
，我任主编，土人做顾问。启东有别的任务，协助我们。于是，我联系了一批作家，如
张天翼、董纯才、朱凡、千冬、刘健、以群、蒋牧良等作为主要撰稿人，何家槐、李辉
英、蒋天佐、高歌（这时他被捕后刚从敌人监狱中释放出来）等朋友，也积极支持帮助
我。刊物为24开本，每期五、六万字，内容为适合中小学生看的文艺、故事、科学知识
（董纯才擅长写此类文稿），还有剪报资料补白，增加知识性、趣味性。经过一段时间
紧张筹备，刊物出版了，销路很不错。大约出了五、六期，因为反动派对刊物提出警告
，（大概是从不浓的政治色彩中嗅到了什么）加上书店老板很坏，经常克扣稿费不肯结
账，便借故把刊物停办了。
左联时期，我主要还是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从事个人写作和投稿。这既是以打游击方式
进行战斗，也是为谋生活的需要。我那时主要是写杂文，也写些速写、散文、评论和短
篇小说，并搞点翻译。稿件大多数投往《申报》自由谈（吴景崧主编）、《大晚报》火
炬（聂绀弩编）、《良友画报》（赵家壁、郑伯奇编）、《读书生活》（艾思奇、夏征
农、柳湜编）、《新语林》（徐懋庸、庄启东先后编）、《漫话·漫画》（陈君冶、庄
启东、蔡若虹编）等报刊发表，其它报刊还有《大美晚报》、《天下日报》副刊、《青
春月刊》等。那时，我的创作欲望很盛，写东西比较快。但写杂文还是注意精，字斟句
酌。由于文章写得很杂，是上海滩上的无名作家，当时作家叶紫曾约我编一本无名作家
的杂志，后因他病重，未办成。我写的文章中较重要的，自己印象较深的（这里借用王
婆老太卖瓜自吹自夸的本事，略举几篇附加一点说法于后），有《锈色斑烂的古都西安
》（《申报》自由谈，约1933年秋发表），赞赏西安是古长安名城，是古迹、古籍、典
故、文物、名胜景观的稀有的宝地。它还有古老的名厨、百年的宝锅，让你品尝它烹出
几世闻名的涮羊肉泡馍绝妙风味，让你吃后乐不可支。《都会的早晨》（《申报》自由
谈，约1933年发表），报道大上海早晨的无限风光，不同凡响，你不妨去瞻仰瞻仰。《
京派》、《海派》（《申报》自由谈，约1934年发表），带有论战性的文章。对两派的
看法、观感，我与鲁迅先生有些不同意见，但没有听到老人家不高兴，或说我有什么不
对，可见我并非瞎说乱弹。《天堂的巡礼》（《良友画报》，约1933年表），大概是应
基督教青年会之约，看了苏杭和松江监狱有感。文中说，旧时庵庙是人们念经拜佛的迷
信天堂；现在的监狱明明是地狱，却变成了做官当老爷的扮演这样或那样法事、大慈大
悲把戏的新天堂，做得到吗？你相信吗？小说《父亲》（《良友画报》，发表时间忘记
），以我的父亲为模子，叙述由血缘关系连接的两代人的矛盾、冲突，所走的不同道路
。《哀悼鲁迅先生》（《大晚报》火炬，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后第二、三日发表）
。哀悼先生的早逝，让官爷们、第三种人的"大作家们"快活得要跳起来了。但先生们不
要高兴得太早，自以为可安枕无忧，今后也许会更加睡不着。
[小凡注：后来据一位颇有成就的左联研究者姚辛先生于1995至1996年间信告，他曾查阅
过部分上海旧报，发现我父亲在三十年代发表过许多文章，他曾抄录了部分文章题目。
其中，以胡依凡、依凡为笔名，于1933年8月至1934年4月在《大晚报》上注销的有：《
论"辩文人无行"》（1933.8.29），《生活与诗》（1933.10.2），《"种"的问题》（19
33.10.2），《伪造文凭》（1933.10.14），《不争之见》（1933.10.27），《两种感情
》（1933.11.1）《关于翻译》上、下（1933.12.5~6），《偶像的崇拜》（1933.12.12
），《记亡友韩起》（1933.12.30），《关于大众本》上、下（1934.1.6~7），《国骂
谈》（1934.1.9）《恭维与漫骂》（1934.2.3），《忧与乐》（1934.3.2），《历史的
骗子》（1934.3.24），《文人之争》（1934.3.26），《"京派"》（1934.3.30），《故
乡》（1934.4.12）。1933年和1935年在《申报》自由谈上注销的部分文章有：《市场》
（1933.7.28），《星期日》（1933.8.10），《关于儿童教育》（1933.8.10），《铁笼
里的狮子》（1933.8.30），《笔与刀》（1935.2.27），《战争与和平》（1935.3.25）
，《接受批评与骂》（1935.4.19），《屠格涅夫的<罗亭>》（1935.5.30），《榨》（
1935.8.28），《郊外的早晨》（1935.9.25~27）等。姚辛先生并说，他只看了部分旧报
，限于时间和条件，无法仔细查阅，更不可能抄录原文，这是很有可惜的。然而，由此
亦可推断我父亲那时写作之一般情形。）
这个时期，我还写了几本集子（丛书）。除了前面的小说《爱的坟墓》（1930年晨曦书
店出版），译作《一个美国工人在苏联》（1934年天马书店出版）以外，还有丛书《人
的故事》，1934年上海读书生活社出版，约四、五万字。是艾思奇主编的《少年丛书》
之一种，属于少儿知识性小丛书。该书以故事的体裁，叙述人类的由来，社会的发展。
（在对书刊作简介中，我说：故事是这样讲的，信不信由你，最好还是研究研究一下好
。）1935年，我还把自己的部分杂文结集《烟圈笔下》，经由庄启东介绍给新钟书局老
板，作为新钟文艺创作丛书之一。该书于次年出版，约五、六万字。记得出书前，书店
曾预支几十元稿费，后来我到西安去了，出书的钱就不了了之。近年，北京老友方土人
查得1936年6月6日上海《申报》第一版刊登的《新钟书局三大丛书发售预约》售书广告
，影印后寄我，其中对《烟圈笔下》的介绍原文摘录如下："作者是专写杂文的，可是作
者是一个很穷困的人，所以收在这结集里的杂文，大都是在浓浓的烟圈刺激下硬着头皮
下笔的。虽然如此，作者却并不草率，或者有任何伤感的气味。恰恰相反，它是有着一
种烟草的辛辣味，对现实作辛辣的批判的。"这也可看作对我的写作，尤其是所写杂文的
境况、态度和特点的一种概括吧。
此外，由于种种显见的或不可预见的原因，我写的许多稿件没有被登刊或出版。一些杂
文报刊拒登，或被审查老爷砍去，具体篇名已记不清了。比较重要的著作，如1934年下
半年，我为春光书店写了一个缩写本《布罗斯基》，是俄国作家潘菲洛夫的英译通俗本
，有三、四万字。后因书店出版进步书刊，遭反动派威胁，书店老板不敢出版而被废弃
。同年，我还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没有太阳的一角》，是反映革命者在监狱
中的斗争生活的，以群觉得不错，拿去准备推荐给左联的刊物发表。但一年多后又退还
给我，也不说是什么原因。我分析可能是派性作怪，很气闷，以后在这方面就淡泊了。
（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发现左联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的同时，内部也确实存在某些
宗派倾向，尤其后来出现的"两个口号"之争更为明显。直至左联在1935年底的解散，没
有公开宣布，更使我不能理解。但这并不能磨灭左联在中国革命斗争和现代文化史上的
灿烂光辉）。至于１９３６年后，我给童年书店编辑少年丛书，自己也写了一本自传体
小说《我的童年》，后因时局紧张，战事爆发，该店所有准备出版的书刊均停印，书店
老板李白英说了句："对不起。"就这样拜拜了。
回过头来说说这一时期我的家庭生活。我和映芬结婚后，我们志同道合，互敬互爱，同
甘共苦，尽管遇到很多危难困苦，但我们还是感到很幸福。我加入左联后，映芬也参加
了妇女文艺研究会，同时刻苦地学习写作。她先后写成了两篇习作，一篇是《宗法社会
的一幕》内容为控诉封建婚姻制度下妇女的悲剧。另一篇是长达二万余字的小说《官相
》，讲有一个农民，自认为长得一副官相，一心想做官，被有闲阶级嘲笑愚弄遭到不幸
，落得个可悲可笑的下场。张天翼看了她的习作很称赞，说写得很典型、形象，帮助她
作了些修改润色，并鼓励映芬继续写作。小说《官相》还曾在一本妇女杂志（大概是《
妇女之友》或《妇女文艺》？）上发表。可是，映芬后来因接二连三地怀孕、生孩子，
为了支持我写作，她基本上只能带孩子、搞家务，写作的事就放下了。为此，天翼、曼
尼他们都觉得可惜。
那时，我们因没有什么固定收入，生活是很困难的。１９３３年春，白薇在南市交通小
学当校长，要我去当教员，兼总务主任。当时，买教科书也有回扣，我跟白薇的爱人杨
超说了，杨说，那你就得起来嘛，没什么问题（杨自己也曾向我要过一点钱），这样，
生活好过些了，我们就在南市文庙附近租了间楼房，也买了点家具。白薇来看了，知道
我得了回扣，不知因什么事同我吵起来，我生气地辞职不干了，并要把钱退回去，杨超
不让这样做，叫我不要理她。这样，我和爱人又搬回四达里住。这时，映芬再次怀孕（
头一次怀孕是1932年春，在我第三次被捕时，因被巡捕推打而造成流产），妊娠反映很
大，不得不到教会办的仁济医院去住院打针，住了一个多星期才回家。1933年8月19日，
我们的大女儿蓓蓓在仁济医院出生。尽管我们生活艰难，但女儿的出生还是给我们带来
很大的欢乐。那时，映芬的奶水还较多，但质量不算好。因为生活苦，每月只有大约20
元左右的生活费，房租就得花去五、六元，剩下只能勉强度日。映芬身体不大好又要带
孩子，就没有去工作了。好在这年，映芬的三兄王珊荫来上海，接手他表哥办的大隆申
庄批发生意（坐庄，在北苏州路德安里），会接济我们一些。有时我们也借口要买什么
东西，向三兄借一点，实在没有办法，就拿衣物去当。1934年春，映芬的父亲王谷生来
上海，在三兄处住，经常会来我们家（这时我们已搬到了锦云里住），映父并不嫌弃我
穷，待我很好，也很喜欢蓓蓓。住了个把月回去了，总是记挂着我们。1936年10月，为
了减轻我们的负担，他还要四哥把蓓蓓带回安徽家乡去，这孩子就在外公和舅舅们的抚
育下长大。后取学名芳华，在安徽成家立业，直到1949年解放后，我们才重新取得联系
，并有机会团聚。
我们的大女儿刚满周岁，1934年秋映芬又怀孕了。以我们的经济能力，实在不想再生。
那时，钟潜九被捕后，他母亲来上海设法营救他。我们听说她会打胎，曾要求她帮忙打
掉。她劝阻我们不听，就假装同意打胎，却说服药后没有效果，只好生下来再说。（后
来她去南京找了蔡元培帮助，把潜九营救出来了）对这次映芬怀孕，开始不知道是双胞
胎。到怀胎六、七个月时，医生看她肚子很大，怕会难产，最好去照Ｘ光，要5块钱。正
好朋友蒋天佐（这时刚出狱）、四姐夫妇来上海，知道这个情况给了我们10元钱。照Ｘ
光的结果是双胞胎，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医生说，好好保养，没有什么问题。19
35年4月16日下午，小凡、小芬兄妹在仁济医院出生。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肚子不痛也不
动，医生赶快用催生药。过几个小时，第二个孩子也顺利出生。医护人员都很高兴，在
医院里还照了个相留做纪念。住院十天左右出院。这时，我们的负担更沉重了，幸好江
仲瑞的一位朋友同印尼某华文报馆有关系，该报需要中国的消息，我为他们剪报，每月
可有１５元左右的收入，能解决些问题。我们搬到了江湾路一带，在张家角一栋房子的
后楼上住，还请了个小保姆。可是映芬要奶一对双生子，还要带大女儿蓓蓓，也够她操
累的了。
这里补叙一下映芬四兄的事。四兄王惕之（参加革命后改名于岩）1932年7月被捕后，1
933年3、4月间，我们才得知他被关押在苏州监狱，曾前往探监，送了些食品等物去。据
说他被判了10年徒刑，后转押到南京反省院监狱。1935年夏，他从监狱中寄出一张明信
片，给三兄王珊荫（时在北苏州路德安里大隆申庄坐庄）内写"繁新商行生意很好做"。
三兄看不懂，我反复猜测，可能是要我们想办法到南京去营救他。后我和一安徽同乡程
伯泉去了一趟南京，找到三兄认识的南京某伪官史叶某，打通关系，（记得是通过伪警
备司令部的一个科长叫程机的），花了不少钱、礼，才获准可以找铺保保释四兄。在南
京我也曾到百花洲找到李典武同志，请他帮助找铺保，一时未能即办。回上海后，还是
三兄自己找上海的铺保，把四兄保释出来。四兄在上海住了个把月，就回安徽老家去了
。1936年9月，四兄在湖州休养，曾来上海看望过我们（那时我们住在庄家阁），并把蓓
蓓带回家乡去抚养。抗战爆发后，四兄又出来参加抗战工作。
在左联时期，除了小组中的同志外，我认识的人不少（含盟员），如艾青、欧阳山、草
明、夏征农、任钧（森堡）、任白戈、郑伯奇等，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还有魏猛克、
聂绀弩、叶紫、李辉英、关露、祝秀侠等作家，也都熟识。因为工作、写作、约稿、出
版等事务，我同他们有过交往、接触（如艾青同我在西安吃过涮羊肉泡模，聂绀弩曾请
我的客要我为《动向》写稿，叶紫约我为"无名作家"写东西，艾思奇约我写少年丛书《
人的故事》等）。这些同志对我都很客气，还不错。但是，除文稿事务联系外，我与他
们却很少有来往，不大接近。这里有忙的原因，各人的生活、工作境况不同，以及其它
一些个人因素。就我自己方面来说，由于是上海滩上一个无名作家，平日又忙于写作讨
生活，加之某些"文人相轻"的劣根性，同左联的一同志总有点落落寡合的味道。尤其是
同组织的高层领导，更不愿意接触，从不主动去找或接近他们。如胡风（张光人）在日
本留学被驱逐回国，韩起约我同去码头接他，帮他租好房子，胡风也曾请我们看苏联电
影《铁骑红泪》。但接触中我觉得胡风似乎有架子，同他来往不多。尤其是好友钟潜九
被捕后，潜九原先谈的一个对象梅志（赣州人），被胡风进攻跟他结了婚，我有反感，
无形中停止了来往。我的这种不愿接触名人和组织高层的态度，也使我失去不少接受帮
助教益的机会，有的甚至成"终身遣憾"。
我最感遗憾的事之一，就是失去了亲聆鲁迅先生教诲的机会。对于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帅
鲁迅先生，我是十分崇敬和爱戴的。我写杂文，部分地受到鲁迅先生影响。我喜欢他那
种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对敌人以牙还牙、以爪还爪，毫不客气。反动派、第三种人最
怕他，也最恨他，而人民大众则十分拥戴他。我加入左联后，大约１９３４年春住在锦
云里，与鲁迅先生住处是两隔壁，经常能看到他。他行动也很机警，出门时左右看看，
见无人跟踪，就很快地走路。我几次想去找他，向他请教，又感到他是个大人物，工作
那么忙碌，我又没有什么特定的缘由，不好去烦扰他。以后我搬回四达里住，离鲁迅先
生家也很近，有时会在内山书店等处见到他，但我也没有主动去找过他。直到1936年10
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突闻噩耗，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先生的逝世给无产阶级文化运动
带来的巨大损失，在我个人经历上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空白。在鲁迅逝世的第二日，我就
写了篇《哀悼鲁迅先生》的文章，在《大晚报》发表，寄托自己的哀思，也是对幸灾乐
祸的反动派和第三种人的回击。我还自动地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葬礼。送葬之日，宋庆龄
、蔡元培等知名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都亲来参加。我看到工人、革命进步人士、青年
学生、市民、文艺工作者组成了近万人的宏大送葬队伍，手牵手、肩并肩，冲过帝国主
义租界当局布置的警戒线，不顾武装巡捕、特务包探的重重围阻，同声唱着哀悼鲁迅先
生的挽歌，井然有序地护送先生的灵柩到虹桥万国公墓安葬，庄严、沉痛、肃穆。当时
报载是"万人送葬"。
在左联的领导人中，茅盾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教益是使我十分难忘的。除了前面说到的他
对《小文章》杂志的公开评介外（也许从那时起他已注意到了我这个小人物），１９３
６年夏，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本集体创作的大型文集《中国的一日》。在征稿启事中，
茅盾先生要求全国各地广大的作者，包括有名的或无名的作家、学者，都在中国的各自
不同的一天，写出各自不同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自己的或别人的，当地的或
外地的，大事小事、好坏不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总之，是从不同侧面"幅射"出这个
时代的中国的真实面目，以便进而改造中国。在就要截稿的时候，他发现我没有写稿（
因１９３６年上半年我去了西安），就设法通知我赶快写稿送去。匆忙间，我赶写出反
映我自己"一日"生活的小文章《挤》，作为答卷寄去。这是一篇只有五、六百字，连我
本人也不满意的短文，结果也选入了《中国的一日》大集子的沙龙一角，惭愧之至。然
而，从这件小事，也再次体现了茅盾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对青年作者是如何爱护备至
和循循善诱的。
尽管我同左联的领导人、一些著名的作家接近较少，在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圈子里，还
是结识了不少同志、朋友，我们相处是十分融洽的，甚至胜过亲兄弟。这当中就有韩起
、钟潜九（祥鳌）、庄启东、方土人、张天翼以及他们的夫人。下面简略地叙述一下我
和他们的交谊。
韩起是江西南昌人，出身贫寒。于南昌豫章中学（教会学校）毕业后，考入南京伪中央
大学，因缴不起学费，只作旁听生入学。这样，也便于他在校外攻读马克思主义学说，
思想进步很快。在南京，他结识了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的高材生董曼尼（毕业后在南
京伪教育部工作），二人结婚后更是双飞共进。他的英文基础好，翻译了四、五十万字
的英文版《列宁回忆录》，又出版了几本马列主义研究的小册子，受到进步学者和青年
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夫妇放弃了在南京较优
裕的工作生活条件，来到上海参加了左联组织，并立即投入到火热的反日救亡运动中去
。我就是在这前后认识他们并结成好友的（我爱人王映芬还是他们从南京带来上海的，
同曼尼更是情同姐妹）。他们的鼓励帮助，促成了我和映芬的结合。我加入左联，是经
韩起介绍认识了周钢鸣同志。平日他们夫妻对我们工作、生活上的关怀帮助也很多。一
段时间我们因生活困顿，常去他们家"打秋风"，从康脑脱路到北四川路来回２０多里，
我们为节省一碗阳春面的线，不坐电车步行前往，他们总是热情接待。也有时扑空而回
，狼狈不堪，他们知道后，更是无私地给予援手。那几年，韩起由于超负荷的工作，频
繁地参加实际斗争，加上曾被反动派抓捕（后由他的老师张志让大律师保释出来），严
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１９３３年冬，就在曼尼生下他们的孩子申申之后，他旧恙未痊
又添新疾（伤寒），病倒住院。在老靶子路的教会医院住了二十多天，毫无转机，最后
甚至连起床活动都不行了。我们多次去看望他，和曼尼一样感到十分焦急。医生意见只
有输血看能否挽救，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血浆。我便毫不犹豫地说，我是Ｏ型血，输我
的吧！经过医院检查完全可以，但怕我身体瘦弱吃不消，我说不要紧。我如约于第二天
上午来到医院手术室，躺在手术床上等候病人来输血。楼上医护人员和亲属把病人推出
病房进入电梯，往下开动才到第二层，就听到曼尼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原来病人已
停止了呼吸，电梯迅速刹住，接着又往下开到底层停下。我发觉有异，忙问手术床边的
护士："我的朋友怎么样了？"她把双手往空中一挥说："上帝保佑你！"事后，我和朋友
们帮助料理韩起的后事，百般劝慰和协助安顿曼尼母子，帮助她们渡过这一段困难时期
。这年底，我还写了一篇《记亡友韩起》的文章，发表在《大晚报》副刊上。我在心底
里说："韩起好兄弟，你过早地走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你还在我们心中！"
钟潜九，号祥鳌，又名石韦，原藉江西赣州。他和韩起是南昌豫章中学同学，后来又一
起上南京伪中央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也来到上海，一面做工，一面从事反日救
亡活动，我们在共同战斗中成为知已朋友。这期间，我曾介绍廖家醇与他相识，后被吸
收入党.。１９３２年，他在电车公司组织工人罢工而被捕。在狱中，他克服了许多困难
，翻译了高尔基的名著《三人》，这本书后经鲁迅先生花了大量心血校阅，在商务印书
馆出版（由此事也可见鲁迅先生对革命青年的爱护扶持）。解放后重版时，潜九曾送一
本给我。１９３５年（或１９３６年），潜九经母亲找蔡元培先生营救出狱后，曾写信
跟我联系，那时他在江西省民政局工作（后来了解是组织上派他打进国民党政府中去的
），住在南昌赵各庙（南湖），与现在的爱人傅景兰（时在南昌南湖小学任教）结侣。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包括在国统区的地下斗争中，以及在解放后无论工作顺利或身处
逆境中，我们断断续续都保持着联系，他曾多次给我帮助和指引，使我终身难忘。
庄启东，浙江宁波人，生于1910年。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年轻的他就加入了共产党
，为从事革命斗争被捕，在浙江陆军监狱坐牢近五年。出狱后，于1933年来上海从事"互
济会"工作，年冬转入左联，同我在一个小组。这样，我们才由认识、熟悉到彼此了解，
友情日益加深。启东的发展路子很宽，文坛上的许多人他都认识。他为人正直豪爽，尽
管比我年轻，但各方面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的爱人何祯（惠芳），原是织绸工人，也很
热情贤淑。平日我们两家就常来往。大约1935年夏，我们住所北四川路一带有日本人兵
营，日本兵经常搞演习，有时躲到墙角突然冲出来，用枪指着人哇啦哇啦乱叫，又传说
日本人马上要进攻上海。我和启东商量，一起搬到江湾路一所大房子何家宅住。随后，
方土人夫妇也去了。我们三家人住在一起，更是息息相通，不分彼此。在我们家困顿时
，他们就说：老胡，吃饭成问题了，我这里拿几块钱去。后来，我们还曾在法租界巨泼
来斯路（原先党办短训班周恩来讲课的房子隔壁）同住过一段。1936年后，启东夫妇回
宁波，土人夫妇去了丹阳。抗战爆发后，他去了延安，彼此断了音信，到解放后才恢复
联系。历经坎坷，而我们的友谊却更加坚固。
方土人，号厚生，江苏江都人。他原是塔斯社记者，我是通过启东与他相识的。我们曾
一起编辑《少年时代》杂志。那时，他主要从事翻译，挤时间帮我出主意，审阅稿件。
他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做人处事慷慨干脆。他的爱人庄小景也是宁波人，启东戏称她
"阿姑"，却比较活泼开朗，对映芬和我的几个孩子，非常亲切关爱。我们和启东、土人
三家住在一起，更是亲如家人。1936年后，土人夫妇到丹阳去了（土人在丹阳中学当教
师），我们才分开。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来到内地，彼此断了音信，直到"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动乱结束，才通过启东与他们联系上，并有机会重新欢聚。
张天翼，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1931年"一·二八"事变后来上海。他原先对映芬就有所
了解，我们彼此认识后，也有相见恨晚之感。大约1932年，他写了一本小说《齿轮》，
反映一对勇敢忠诚的年轻夫妇，投入党领导的反日罢工斗争（游行示威，包围市政府、
维持会等），就以我和映芬为模特，展开故事。他曾送一本书给我，可惜在战乱中丢失
了。我编辑《少年时代》杂志，他为杂志写稿，从不要稿费（董纯才、朱凡、蒋天佐、
蒋牧良、高歌等也大都写稿不要稿费），意思是如老板付了稿费，就给我们用。他的前
妻志瑟（后离异）和现夫人沈承宽，对我们也很好，尤其喜爱我们的孩子。天翼来我们
家看到孩子，就逗他们玩，有时表演"拔胡子"的把戏给孩子们看。抗战时，他在湖南，
我从报上看到发起援救作家张天翼的消息，知道他生病很困难，曾寄几十元钱给他以作
援手。１９８１年，我到北京看望他，他已半边瘫痪，但仍很乐观。后来他过世，我们
一直很怀念他。
我们熟识的朋友中，还有潘德枫、汪仑、蒋天佐、高歌等人值得一记。潘德枫是庄启东
介绍给我认识的。那时他在武汉铁路上工作，曾来上海找启东。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
来，建立了友谊。他的夫人闵英章，我们也熟悉，称她闵大姐。抗日战争时，我们到武
汉，曾得到他不少帮助。汪仑是我加入左联时同一小组的成员，当时我们称他小汪。我
们在共同的工作和战斗中结下了同志深谊。韩起、曼尼跟他的友谊也很好，在朋友危困
时他鼎力相助。韩起早逝后，他对曼尼母子渡过危机帮助很大，后来他们喜结连理，夫
妻恩爱白头偕老，我们的友情亦长久不衰。蒋天佐原名刘季美，是钟潜九介绍我认识的
（他同潜九曾一道被反动派监禁，出狱后来上海）。我们见面后很谈得来，亲如兄弟。
他家经济境况较好，常接济我们。抗战时期，日本兵占领上海，他留在孤岛奋战，同王
任叔（巴人）在一起，我们失去了联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在潜九住南昌的侄女钟
林和处重聚，得知他原在文化部当秘书，后来江西当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他和
现夫人梁仁华对我很好，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每年都送钱给我用），还为我在政治上
改正出了许多力。高歌也是同我关系相当密切的朋友。前面说到，1932年他介绍我去沪
西反罢委工作，后虽曾一度因所谓"取消派"问题产生误解，但后来还是消释了。他的爱
人廖苓预大姐始终对我们很好。抗战头几年，他们夫妻多次给我们的工作斗争予以指导
，我们生活上的困难，也肯解囊相助。后因交通断绝而失去联系。解放后，我多方打听
寻找（包括我的党组织关系中断，有一段历史需要找高歌了解情况，予以证明），均无
线索，使我深感遗憾。
1935年冬，左联解散。尽管是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文化上的统一战线的需要
，但并未公开宣布，我们盟员也不甚了解，心中总感若有所失。这时，李典武介绍了黄
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谢乃常（晋生，湖南人）来找我，要我帮助他去西北军工作。时谢
在沛县国民党军某部当副营长，他约我同到沛县，帮他办完移交，然后到西安。我们找
到党派去西北军工作的徐彬如，谢华同志，还有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经接洽，谢
被安排在宪兵营当副营长，让我到一个军事干训班（训练排以下干部）当教官。我主要
上政治课，讲时事政治，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革命史，自编教材，至1936年上半年搞了
两三个月。后来把映芬及小孩都接来西安，我到徐州去接她。见映芬把双胞胎背一个、
抱一个，手里还牵一个大女儿，路途真是辛苦。那时年轻，她也不怕。训练班结束后，
谢华又叫我到潼关去了解部队的情况。回来后，给宋绮云主编的《西北文化日报》写稿
。闲来无事，参谋组长王某某（兴国人）就派车子来接我去下棋。同年秋，因为没什么
紧要事情做，加之一家人对西北的生活不习惯，我们就想先回上海。跟谢华说，他同意
了，说有事情再联系，以后我们准备办报（即后来创办的《救亡周刊》）。他并介绍了
上海的吴帆波同我联系，吴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经常来往。吴做什么具体工作我不清
楚，也没有问。他没有子女，见我们子女多，要我把小芬给他做女儿，说这孩子长得漂
亮可爱。后来映芬舍不得，事未成。那知平静中蕴藏了大事变。我们回上海后，大约两
三个月，西安事变（双十二事件）就发生了。我非常后悔没留在西安。再找李典武，他
已先去了西安。在西安的同志，在这一事变中是起了大作用的。
1936年底到1937年上半年，上海童年书店的老板李白英看到我们办的《少年时代》杂志
销路还好，邀我去他书店当编辑。计划出一套少年丛书，包括儿童文学、知识丛书、少
儿词典等。经多次磋商、筹划，邀约专题稿件，汇集参考资料，进行著述等（我自己也
写了自传体小说《我的童年》），搞了四、五个月，花费不少精力。到6月份，还未来得
及出书，时局骤然紧张，平津一带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派节节退让。书店
经营不好，到最后一个月工资也发不出来，已编好准备开印的书也不印了。李白英对我
们说："这样的时局，没办法，对不起了。"然而，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抗战兴起，新的
战斗又在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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