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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ool (曾经左海右山), 信区: Feelings
标  题: 五抗日烽火
发信站: 鼓浪听涛 (2003年11月26日01:02:51 星期三), 站内信件

五、抗日烽火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紧接着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全国掀起了全民族的
抗日战争热潮。我从书店里出来,和爱人重新走向街头,参加抗日实际工作。我加入了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该会是中国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分会,由救国会七君子发起组织
的,协会负责人是章乃器、钱俊瑞等。我主要是做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到难民所去救济
难民等。映芬临时在海格路中国红十字会学习看护后,到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护理伤员,
并参加救护慰劳工作。为便于工作,我们把两个小孩送托儿所,接回来则委托朋友王平
凡的母亲帮助照看。(王平凡,江西德安人,是党内断了线的同志,他爱人胥松子是个
工人。当时我们两家住在法租界菜市路附近,因觉志同道合,比较接近。)那时我们的
热情很高,对于所做的事总感到不满足,有一段时间协会没有给我们分配具体工作,为
此我还发了一顿牢骚,说什么是不是现在还有宗派?为什么不分配我的工作。钱俊瑞同
志跟我解释说,参加协会的人很多,没有顾及到,是我们没做好工作。后来高歌在武汉
见到我,还批评我脾气大。
斯年9月底,淞沪战事扩大,协会动员大批文化人到内地去,发展内地的抗战工作。我和
映芬带一对双生子,同王平凡夫妇一道,经杭州来到南昌。途经肖山时遇到扒手,扒掉
了我们身上的钱,还好映芬仍带着她母亲给她的一个金戒指,兑换出来用了。在南昌我
们先住钟潜九家。他被母亲设法营救出来后,打入国民党政府,在省民政局工作。为避
敌机轰炸,家住南昌郊区的叶家楼。不久王平凡夫妇回德安去搞抗日工作,后来据说被
反动派捕杀而牺牲。在潜九家认识了陶行知的学生、共产党员朱克靖(他和董纯才、曼
尼兄妹也很熟),朱在南昌郊区望城岗办抗日青年训练班,聘请我和夏征农去讲课,主
要讲抗日战争形势,鼓励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训练班结束后,闲来无事(朱克
靖后来去新四军工作了)。四兄王惕之有个朋友、老乡许普澍,时在安徽芜湖附近的一
个小镇运漕办了家电灯公司,四兄介绍我去他那里工作。我们10月来到运漕,许普澍对
我很好,在他那里当职员,每月给30元钱。但长此住下苟安,也不是办法,有违我们参
加内地抗日工作的初衷。加之一个多月后,淞沪抗战失败,上海失守,南京危急,日军
步步进逼。我曾写信给西安徐彬如同志联系,他回信要我去西安工作,却苦于没有路费
。恰好邻近钱庄的两个青年职员刁匀禄和陈某某,也很想去西安参加抗战工作。刁想法
子在钱庄搞到一张汇票,到合肥总行兑到一笔钱。我们相约待他们回家安排一下,我们
到徐州的某旅馆碰头,然后一起去西安。
我和映芬带着两个孩子,在战乱中起行。我们先坐车到淮南市附近的九龙岗煤矿,住在
一家旅馆的厅堂里。那时到处兵荒马乱,伤兵、难民成群结队。旅馆里也来了一伙伤兵
,气势汹汹、骂骂咧咧。我们以礼相待,向他们客气地道辛苦,请他们到我们住的厅堂
里住下,拿出自己的毛毯给他们盖,使他们很受感动。又看到我们的一对双生子长得活
泼可爱,会唱不少抗日救亡歌曲,非常喜欢,与我们非常亲近。第二天一大早,这些伤
兵帮我们提行李,抱孩子,送我们上船,并叮嘱说:你们路上小心,前面可能有查哨的
。船到中途,果然遇到一伙大兵叫停船检查。幸亏我们早有准备,把一些钱放在一个饼
干筒里,上面装些饼干、花生之类,叫孩子捧在手里。大兵们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
在外地工作,携妻小回家,并向他们道辛苦。检查没有什么东西,也就放行。船到蚌埠
上岸,又遇警报,敌机在附近轰炸,一家大小匍匐地上,逃过这一难。好不容易拖儿带
女到了火车站,那知火车上人挤得满满的,连车棚顶上都坐满了人,车门也关闭了。正
彷徨无奈间,忽闻火车顶上有人喊:喂!你们也来了,快上这里来。抬头一看,是九龙
岗旅店住的一伙伤兵,他们乘车先到了蚌埠,真是喜从天降。在他们和挑夫的帮助下,
把我们大小四口拉上火车顶棚。行李已带不走了,除留下一只有紧要物品的小提箱,其
余东西就都送给挑夫了。这时,忽然又响起了警报声,火车赶快发动,满载伤兵难民,
喘着粗气,一路不停地逃亡。途中,有不少人从棚顶上被挤下车去,有的不小心被过低
的天桥打下车去,死伤无数,我们这节车厢也发生了好几起,而我们一家大小却奇迹般
地平安到达了徐州。这一路上,我们是得了儿女的拖累,也因他们而得福。因孩子年幼
,长得漂亮,又会唱歌,走到哪里都受欢迎,人家对我们都另眼相看,乐于助力。到了
徐州,找到约定的旅店。店主人是熟识的,但那时难民多,也没法安排,让我们自己找
个地方安顿下来。不久,刁、陈二位青年也按约定时间来到,于是一路同行,去到古城
西安,准备分别投入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刁参加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学习;陈因没找到
合适的工作,返回安徽去了。我则找到徐彬如、谢华同志,他们为我们租了一间民房(
记得是北大街粮道巷),安置住下,告知要我筹办《救亡周刊》(地址在北大街326号)
,并立即开始工作。
我是1937年初冬到西安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办,《救亡周刊》于年底出版发行。
这是西北各界救亡协会的刊物,实际是党办的,主管是谢华、徐彬如(徐时任西北各界
救亡协会宣传部负责人),有什么事找他们汇报请示,他们也常来过问,帮助解决办刊
中的问题。刊物的主编是老作家、原创造社老文化人郑伯奇。许多稿件由他供给,我实
际负责编辑。郑伯奇对我很客气,我编的东西他都放心,我们在共同工作、生活中,结
下了深厚友谊。主要撰稿人中,记得有沈志远、侯外庐、曹靖华等,我自己也写些文章
,包括补白。刊物每周出一期,32开本,约二、三万字,每期发行一千册左右,用邮寄
本地及各省区,也由我全包。由于《救亡周刊》是西安突出的抗日刊物,它宣传了我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临近省区都有一定的影响,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
意,刊物出到七、八期,就遭反动派的查禁,被迫停刊了。(关于在西安的一段经历,
解放后五十年代,徐彬如曾跟北京的朋友们说:胡依凡怎么不来北京?他的历史我可以
证明呀!)
在西安时,汪仑、曼尼夫妇带着韩起遗下的孩子申申来到西安,说是准备送申申去延安
,他们也想留在延安工作。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星期,等跟西安的八军路办事处联
系办手续。恰好办事处负责人到外地去了,而延安的"老爷车"又来了,他们着急没等开
到介绍信,就匆匆上车走了,打算到延安再补办手续。我和映芬去送他们,给了三、四
十元钱作盘缠,并托他们打听延安的情形,我们带孩子能不能去。临别前,我们两家大
小还合影留念,这宝贵的相片至今仍存。曼尼夫妇到延安后,因他们没有办理手续,要
他们回原单位去。孩子因是烈士子女,被接收下来。她们纠缠了些时日也无法解决,只
好收兵回来,到大后方重庆去再想办法。曼尼临走时还告诫我们,要记取她们的教训,
党是严格的讲纪律的,我们到哪里都要相信党,服从组织,严守纪律。这是一件大事。

1938年春,《救亡周刊》被迫停刊后,何去何从?当时提出"保卫大武汉"口号,那里需
要人工作。谢华写了封介绍信,要我交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记得介绍信是写给洛甫(
张闻天)的,我以为可以给我接上关系。但我到达武汉后,到办事处没有见到洛甫,工
作人员叫我有事同他们联系即可。我去过几次,曾看见王明(陈绍禹),还有他的夫人
孟庆澍,穿得漂漂亮亮的,他们是大人物的架势,我们接近不了。在武昌,我们也住在
一个叫粮道街的地方。当时,武汉是各方人士云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遇见了四兄王惕
之,他告诉我们,他正在山西省平陆一带打游击(可能是参加了牺盟会)。他见我们携
儿带女的,映芬这时又大腹便便,即将再次分娩,便要我们无论如何把子女托养好,才
能抽身出来工作。过了几天,他又回山西去了。在武汉,我们还见到了不少老朋友。潘
德枫时在平汉路车务处工作,我们重新会面。在潘处又先后见到了庄启东夫妇、方土人
夫妇,他们从江苏来,准备到重庆去,在大后方做抗战工作。尤其是稍后又遇见了高歌
、廖苓顸夫妇,相聚甚欢。谈及沪西反日罢工往事,我问高歌组织上对我的问题怎么样
了,他说,已弄明白了,不成问题了(大意)。他夫人廖苓顸(同志习惯称呼她大姐)
对我们也很热情。为我们今后的去向和工作安排,他们夫妇尽了很大力。如果不是我们
转到内地,后来又同他们断了联系,也许我后半生的道路又不相同了。
1938年5月1日,我们又一个女孩"五月"(后改名德华)在武昌仁济医院出生。我们又是
高兴,又为新添的拖累犯愁。当时,在武昌的华中大学有美国人办的一个灾婴托育所,
会收养婴儿。同映芬在一个病房生孩子的一位女同志(记得是张执一爱人的姐姐吴佩瑾
),为参加抗日工作,准备把刚出生的女儿寄托到所里去,我和映芬商量,也想这么做
。托婴的条件看似宽松,实际很苛刻。合约要有保证人(当时我们找了潘德枫作保),
言明如因兵祸或疾病夭亡,本人决无异议;三年以内父母如不领回婴孩,则由托育所分
发其它慈善机关或斟酌情形办理,父母或其它人不得干涉。为了参加抗战工作,我们只
有狠狠心,在孩子出生仅一个多星期(十天),就交付给托育所带养了。在办理托育手
续时,申请书上写明的理由是"婴孩父母参加前线工作"。后来武汉失守,五月这孩子受
尽了流离、饥饿、疾病、被歧视打骂之折磨,幸而顽强地活下来了(有不少同龄的灾婴
先后夭折)。直至解放后的1956年,小凡去武汉学习,才颇费周折地找到她,把她接回
家来,那时她已18岁了。
在武汉期间,廖苓预大姐见我们一时还未安排工作,介绍我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找季平同志,因那里编制已满,无法安排。季平介绍
我给一个菲律宾华侨张幼庭(是菲律宾商报的主持人),要我去马尼拉,以办报或到华
侨学校教书为业,开展抗日工作。映芬则准备同廖大姐一道去四川泸州工作。尚在联系
中,张幼庭赴九江途中,轮船遭敌机炸毁,张亦罹难。正踌躇行止间,约1938年6月,谢
华同志又由西安来信,要我回去筹划《救亡周刊》复刊。我和映芬带孩子立即赶回西安
,郑伯奇夫妇见到我们很高兴,要我们在他们家暂住。(郑伯奇夫人还约我爱人带孩子
去照了张相片,留作纪念,我们一直保存着。)回到西安后,抗战形势变化,国民党军
队节节败退。日军在晋南调兵遣将,潼关对岸山西风陵渡之敌,不时隔河(黄河)炮轰
我阵地,西安吃紧。复刊《救亡周刊》之计划,因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压制阻挠,也无法
实现。这时,丁玲从陕北带了个宣传队来西安,我们想托她帮助我们去延安工作。丁玲
告诉我们,现在延安生活艰苦,年幼孩子去那里适应不了,最好先把孩子安顿到内地后
再去。谢华同志也曾介绍我和爱人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请求准许我们去延安。办
事处同志答复,与丁玲讲的相同。并说,延安地小人多,内地范围广大,抗日工作到处
都需要人去做,劝我们仍留在内地工作。因未得到办事处的准许,去延安的计划只好搁
置。
这时,武汉地区的局势也紧张起来了。恰好李典武老同志从湖南老家来信,要我们把孩
子安置在他家。于是,我们从西安坐火车,穿过潼关,一路冒着敌人的炮火南下。经武
汉先到长沙刘道衡老先生家(住长沙铁炉门正街),因原先听说他夫人办了个托儿所,
看能否托养孩子,不巧他夫人生病,托儿所也停办了。在长沙牛头洲还会见了作家张天
翼,他见到我们的双生子,就表演"拔胡子"的把戏,逗得大家哈哈笑。然后,我们继续
南下到郴州,李老家住乡村新屋下,我们雇了个轿子,映芬带孩子坐,我则步行,到李
老家重聚,彼此都十分高兴。商量好把两个孩子留交他那里抚养,我们即准备抽身回武
汉,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不料没过几天,李老夫妇忽然先后病了起来,逾半月未
好,把我们的行脚拉住了。李老家中只有一个养女(十多岁),子女都分散在外地(其
中,有一个女儿李德贞、一个儿子李德纯去延安参加革命),膝下无人。我们此时抽身
走了,要养女照应二老病人及两个孩子,实有困难,于是一再推延行期。在这要走不能
、要留不可之际,朋友钟潜九(时在庐山打游击)从江西来信,要我们带孩子到赣州去
,说可以给我们找到工作。李老夫妇也赞成我们去。李老说:他夫妇本意要留我们的孩
子在他们那里,但生了这场病无可奈何。好在赣州离福建近,也可考虑把孩子送回老家
去带。再说抗战工作随时随地均可以做,不一定非要去武汉。我们也嘱李老夫妇安心调
理,早日恢复健康,决定改变行程到赣州去,李老还抱病为我们筹好路费。正待起身,
不意我夫妇和两个孩子又患起了疟疾,似乎应了那句谚语:"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
子。"(形容郴州瘴气大,湿气重,外地人去不适应,易生病)我夫妻是隔日发病,孩子
是天天发寒发热,正好两个大人轮流服侍其它三个病者。又延宕了数日,看看不走不行
。我们抱病挥泪辞别了李老夫妇,步行到郴州城,坐火车到韶关,转乘汽车赴赣州。沿
途全家大小还打着摆子(疟疾),到了赣州却不治而愈,真是奇事。在火车上就听到广
州、武汉均先后失守的坏消息,使我们不胜感叹,又甚为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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