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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ool (曾经左海右山), 信区: Feelings
标  题: 二革命洪流
发信站: 鼓浪听涛 (2003年11月26日00:57:08 星期三), 站内信件

二、革命洪流
1922年夏,我中学毕业,由学校保送去福州矿业学院读书(1923年上学期,该校并入省
立工业专门学校)。这时,我父亲的店铺因受连年兵祸等打击,已趋衰落,再要送我去
外面升学相当困难。但宗族里商量,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决定由祠产出资帮助我去升
学。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指望我将来能飞黄腾达,他们也能有个靠山。记得我离家上
路时,族中人送我,一路放鞭炮,从下街我家门口一直打到上街尾。
我外出求学,开始是抱着一种"实业救国"的思想。那时汀中的一些同学也是如此。如比
我高一级的刘光前(绳武),先升入了福建省立工业专门学校,阙荣兴则在台湾一所专
科学校读书。我也曾打算在矿业学院读书后,再转学到台湾去。到了福州,学校里的课
程很紧,学习比较吃力,我一心想做个好学生,发愤用功。可是那时的社会现实,却打
破了我的迷梦。当时南军许崇智打到福州,把北军的督军李厚基赶跑了;以后北军又打
回来,督军换了周荫人。这期间,学校停课,后又因没有经费,不得不并入工专。而工
专的学风比矿业学院还更差,相当一部分学生出身地主豪绅家庭,吃喝嫖赌,醉生梦死
,根本无心求学。但来到省城一年多,见闻日广,接触的新事物、新思想日多。面对强
国欺凌,有加无已,军阀官僚祸国殃民,越演越烈。使我对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
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实行了一个学期。这次我是从汕头坐海船到上海的。
开始报考了美国教会办的沪江大学,未被三大政策等主张与号召,十分钦仰。初步认识
到外侮不除,政治不革新,什么振兴实业、富国强兵,都是一句空话,是不可能实现的
幻想。
1924年春,我决定改到上海去求学。因此前的1922年冬,为避战乱,我曾由福州坐海船
到上海弯道返家。看到上海人文荟萃,学校的环境和条件较好,想到那里去发展。1923
年暑假回家,祖母病危,不久去世,在家居丧耽误录取。改考私立宏才大学,学习英语
。这是一所"野鸡大学",专门借办学赚钱,只读了一个学期,转考入私立持志大学,读
英国文学系。这时我通过持志大学的同学修焕璜(武平人),结识了汀籍武平人、上海
大学的谢秉琼(惠珍),后来了解,谢此时已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上海大学是革命者
、进步青年的聚集地之一,陈望道、瞿秋白、施存统、沈玄庐等都在上海大学。我和谢
秉琼经常来往,密切接近,谢给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共产党宣言》,又拿来《响
导》、《新青年》等革命进步刊物给我看。阅读以后,使我思想发生了新的飞跃,进而
认识到中国要改造,非得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由于政治信仰的改变,1925年春,我改读
政治系,并在行动上跃跃欲试地想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
起因是日商纱厂惨杀工人领袖顾正红事件,激发了上海市工人、学生、商人的罢工、罢
课、罢市的大风潮。5月30日那天,英帝国主义蛮横地武装镇压工人、学生、市民的示威
游行,在南京路上悍然开枪屠杀徒手游行示威群众,死伤累累,血流遍地。其中复旦大
学学生何炳彝等人,被英国巡捕打死。我们学校接到上海学联通知,要组织全上海市民
联合的反帝大运动。我知道后,就发动了持志大学的学生20多人,从5月31日起,连续几
天参加全市工人、学生、市民的抗议示威游行队伍。我们在南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
一带街头,演讲、游行、示威,呼口号、发传单,面对英国远征军、骑巡队、巡捕的高
压水龙头、哨棍、皮鞭、枪刺,毫不畏惧地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工人、学生、市民连日
有不少遭捕捉,并有伤亡。我几次冲到野兽铁蹄下,得群众掩护阻拦,才幸免于难。但
反动的学校当局,却百般阻挠、破坏学生参加反帝运动。该校校长何世祯,是国民党右
派(西山会议派)成员,曾留学美国,本人又是个买办,平日就不允许在学校宣传共产
主义,禁止在校组织学生会。此时,他对我们进行百般恫吓,说我们是赤化不轨分子,
叫来警探,对我和几个较活动的同学进行监视。"五卅"惨案以后,他把学校大铁门关锁
起来,不许学生外出,企图阻断上海学联和外校学生同本校学生的联系。我们参加校外
斗争回校,又不准我们进校门。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向校方提出抗议,发生冲突,我公开
骂校长是买办、帝国主义走狗,他恼羞成怒,当场宣布将我开除,还有一些同学也受到
处分。经过这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
级的狰狞面目,也看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联合斗争的巨大力量,坚定了我走向
革命的决心。
我离开上海持志大学不久,得到谢秉琼的帮助,来到了当时大革命的发源地--广州。此
前,谢秉琼已先期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了。我写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他,他
立即回信让我去广州,他想法子介绍我去广东大学(不久改名为中山大学)。于是,我
称心如愿地转学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经济系。在广州,我亲眼看到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
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革命领袖和不少共产党人,都在全心全意、
艰苦忘我地为革命献身工作,大批觉悟的有志青年云集广州,那里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
发展,心情无比振奋。我不倦地贪婪地阅读着革命刊物《响导》、《中国青年》及其它
革命进步书报,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更焕发了我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意志与决心。
1925年夏,经法学院同学何若虚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C.Y.),此后,
在党团组织的引导下,我踏上了革命的金光大道。同年暑期,在学院共青团组织的主持
下(记得主持人是校团组织总负责人郭寿华),开办了一期青年训练班,我参加了学习
。有一次,很幸福地聆听了革命领袖毛泽东莅班宣讲农民运动。郭沫若也曾来班几次讲
学,专题讲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潮。这使全班参学青年都受到极大的教育与鼓舞。
当时的广州,革命势力虽然蓬勃发展,阴暗的反革命势力亦很嚣张,他们勾结革命阵营
中的假革命派,明里暗里向革命力量进攻或反扑。尤其是蒋介石表面上还未撕下他假革
命的鬼面壳,暗中却指使、利用他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以戴季陶、张继、居正为首的
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和黄埔系反动军人组织的法西斯史蒂克党)出来捣乱、破坏
,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实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企图把革
命力量完全消灭。我在学校里是完全站在革命进步的同学一边,同他们那些狗腿子进行
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下半年,谢秉琼和我及在中大的同学修焕璜、陈资生等人,筹
组了福建革命同志会,团结革命进步青年,宣传革命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筹备和发
刊《汀雷》杂志。这件事在由我口述、康模生同志整理的《〈汀雷〉一声疾而洪》一文
(发表在1983年长汀县委党史委编印的《汀江红旗》第一辑上)中,有较详细的介绍,
这里只作简要的叙述。
1925年冬的一天,在广州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的谢秉琼到中大来找我,跟我商量邀几
个思想进步、志趣相投的汀州籍同学,共同创办一个革命刊物,向家乡汀属八县人民宣
传革命进步思想。我们分头找到吴炳若、陈伟(永定人)等人,联名发起创办《汀雷》
杂志,得到在广州的许多汀籍青年学生的赞同。年底,我们在中山大学法学院教室召开
筹备会,到会三、四十人,由谢秉琼主持。他在讲话中说明了办刊的宗旨、意义和任务
,大意为他在《发刊词》中所说:"本刊之产生,即于上述汀州人生死关头的大问题中,
负指导和宣传的使命:对改造汀州社会主张,是革命的,非改良的;军阀官僚劣绅土豪
,是本刊之仇敌,觉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和被压迫的劳动群众,
是本刊之爱友。仇敌,是决不妥协地攻击之,锄去之;爱友,是亲热地指导之,唤醒之
,以期激全汀民众,站上革命轨道,从血花飞溅的革命高潮中,夺回固有的平等自由,
这是本刊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努力!"关于刊名,经我和谢秉琼的提议,以闽西家乡正处
于乌云翻滚、昏天黑地的苦难时刻,杂志的诞生,应该象征着霹雳一声迅猛并发的巨雷
,以震撼大地,惊醒群众,冲破黑暗,迎来光明,故拟取名《汀雷》,得到与会者的一
致赞同。会上推选谢秉琼和我二人担任编务,吴炳若、陈伟、陈资生三人负责总务,管
理经费、出刊、发行等事务。社址设在中大法学院内,我们所寓居的私人学舍,就成了
编辑部。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备,《汀雷》于1926年3月正式出版。它很快用邮递、托
运、带送等方式,通过机关、学校、商店、工厂等各种渠道和同乡、宗族、亲戚、朋友
等私人关系,一批批、一件件输送到闽西各地,在家乡人民心中燃起了一团团革命火种
。在第一期上,我也以轶寰的笔名撰写了《汀州青年应有的觉悟》一文。文中说到:"汀
州青年是中国青年的一部分,他所负的使命--救中国的使命,当然与任何地方青年同其
重要。汀州青年应当联合全国青年领导民众在同一阵线上向统治阶级开战,获得自由平
等,乃是必然的要求。"对于汀州青年应当积极去做的工作,除了青年团体的组织、普遍
的宣传运动外,特别强调农民运动。指出:"农民占汀州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民众
中最富革命性的。""所以汀州青年欲谋铲除恶势力,这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农民,便
亟须把他训练培植起来,作将来推翻压迫阶级的主力军。"这里也可看到我出身农村,对
农民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受毛泽东主张发动依靠农民运动的影响。随后的几期中,我
还撰写了《妇女解放与工农运动》(第二期)、《告汀州知识阶级》(第四期)等论文
(以上三篇文章,均为1981年12月福建龙岩地区编辑的《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一辑
所收录)。现在看来,这些论文是相当幼稚的。但它们体现了对真理的求索精神,革命
倾向是很明显的。《汀雷》的出版发行,受到闽西人民尤其是革命青年的热烈欢迎,但
也引起闽西反动阶级包括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假革命派的极大忌恨和反对,招致了他们
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诬蔑、破坏和围攻。一个钻进国民政府某某部当什么专员的反动分子
陈群,曾别有用心地给《汀雷》社捐了一些钱,想以原籍长汀人的身份钻进《汀雷》,
并把他手下的一些虾兵蟹将塞进来,把刊物一手抓过去,为他反共效力,被我们识破,
予以揭穿和坚决抵制。后来,黄埔军校的反动学生谢进生也曾带几个史蒂克分子,冒充
汀籍青年到我们学舍住地寻衅撒野,扬言要砸掉《汀雷》社;中山大学的两个汀属反动
学生曾昭芹、李某某,也来向我们发难,污蔑我们领了卢布,宣传"赤化"。都被我们据
理痛斥,理屈词穷而不能得逞。在革命组织的支持、维护和各方进步人士的帮助下,《
汀雷》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一期一期连续出版发行。直至1926年冬,大部分《汀雷》
社成员参加北伐或离开广州,刊物出到第九期,以完成历史使命而停刊。
1926年暑假期间,我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长汀,秘密地组建国民党左派组织。在长汀找
到在母校省立七中教书的刘光前(绳武)、阙荣兴(仁庵),以及段浩(奋天)、李国
玉、赖肇民等老同学,还有古城同乡刘尧基等。我们这些人先后几次借游览之名,在北
极楼、苍玉洞等胜地聚会商谈,建立了长汀"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推举刘光前为总负责
,明确任务是扩大革命宣传,响应迎接北伐。我回广州后,向团组织汇报了情况,还寄
了很多材料去长汀。在家乡古城时,我看见家道中落,欠债不少,还动员父亲卖田还债
,一次就卖了几十担田给曾坑的同宗胡维海(秤星哥)。(这一卖似乎把个阶级也"卖"
了。胡维海因大量敛钱买地,后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
回广州不久,组织上通知我,彭湃同志在潮汕搞农民运动,东江农民协会需要人,问我
愿不愿意去那里工作。我满口答应,决定休学前往。1926年9月,我到汕头见了彭湃,在
东江农协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又被派往《汕头民报》(党办的)工作了几个月。报馆的
负责人姓张,编辑人员只三、四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除了编辑稿件外,自己也撰写些
文章发表。记得我曾写了篇评论《孙传芳的"起身炮"已经响了》,意即他已是死到临头
了。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又能在一些著名的革命领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使我倍受教
育和鼓舞。在汕头一个大酒店屋顶露台的一次集会上,我还头一次看到周恩来,并听到
他的精辟演讲。没有好久(大约1926年10月),彭湃又找我去谈话,问我愿意参加组织
吗?我说,当然愿意,我早就想参加组织了。于是,他和古大存同志作为介绍人,介绍
我加入了党组织。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从此,我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
献给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了。(据我母亲后来说,大约是1927年,八一起义后的
部队经过长汀古城时,彭湃曾见到我母亲,在谈话中对她说:你儿子胡依凡很好呀!)

1926年11月,我入党后组织即派我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搞政治工作。这是一支起义部
队,军长曹万顺原为驻上杭的福建陆军第三师第五旅旅长,经共产党员、国民政府代表
李木庵(又名震锟,号典武)同志做工作,响应北伐,易帜反正改编而成。改编后下辖
两个师,一师师长由曹万顺兼任,二师师长为六旅旅长杜起云。军、师两级均建立政治
部,连以上设党代表(是国民党的代表),李木庵被任命为军政治部主任。我到上杭时
正在组编军政治部,我被任命为宣传科代理科长(时宣传科长周肃清赴莫斯科学习)兼
社会股长,军阶少校,组织科长熊士超(秋宇),是军中党支部书记。总务科长名字忘
记。政治部秘书是江仕详(仲瑞),后由我介绍入党。各科有干事一至几人,宣传科则
另辖一宣传队,有队员十余人。记得其中有长汀人张希尧(赤男)、赖济康(肇民)、
黄大基等,是就地招收的(张希尧后送到武汉中央军校学习)。我们政治部基本由共产
党员控制,人员虽少,工作效率极高,常指导连以上各级党代表工作。在上杭十余日,
部队奉命与东路军协同北伐,于是经连城、永安、沙县、南平,在旧历年底,击溃军阀
周荫人部进入福州。1927年春,部队进军浙江,到温州时,因组织科长熊士超留地方工
作,由我接手支部工作。后部队经宁波、杭州、吴兴(湖州)再到江苏的宜兴、溧阳、
常州,最后到达镇江,把大军阀孙传芳的反动军队赶到长江以北去了。
在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工作,一是扩大革命宣传。每到一地,宣传队员就出发,在城乡四
处张贴标语,发传单和告民众书等,宣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政府
,宣传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宣传"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革命的方针政策,使之为广大
群众所知悉,以实际行动迎接和支持北伐。二是组织发展工农团体。如在上杭,我们与
当地组织取得联系,我列席参加了上杭城关党支部会议,具体研究了如何唤起民众、响
应国民革命,组织上杭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会、商民协会等团体。还帮助当
地国民党左派取得县党部领导权,以政治部名义委派县党部筹备委员。使该县的总工会
及十三个基层工会迅速成立,县农民协会及各区农民协会相继建立,全县工农运动形成
高潮。此后,部队所经过之处,都根据实际和可能条件,帮助当地建立或发展民众团体
。三是开展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斗争。每到一地都要调查社会民情,特别是当地的贪官
污吏、土豪劣绅、奸商等的劣迹民愤,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如在南平,那里的城墙建在
四周山上,当地俗话叫做:"铜南平,铁邵武,纸背(糊)汀州府"。但那里的地主老财
、外国教会等恶势力统治很严重。我们通过社会调查,把民愤大的土豪劣绅、奸商、虐
待工人的老板捉来游街示众。我们又包围了美国人主持的天主教会,把牧师、修女赶跑
,发现有教会收容而被虐待至死的孤儿尸体(当地人传说会把婴幼儿的器官拿去做药)
,把教会封掉了,交当地政府去处理。不过,局限于我们的认识水平和斗争经验,又是
在行军途中,这些斗争不可能很深入,有时还表现了某种幼稚性。如到福州,正是过旧
历年时,我们却向群众宣传废除旧历年。有的老百姓跟我们开好意的玩笑,请我们去他
们家吃年夜饭,搞得我们很尴尬。四是在军内是改造部队,整顿纪律。这件事主要是党
代表去做。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员,如团党代表傅克铭,连党代表孔昭同等。傅是黄埔
军校第三期学生,后在汀泗桥战役中牺牲。那时共产党人在军队中是秘密的,但别人知
道了也无所谓。由于共产党人处处身先士卒,模范带头,在军队中的威信很高。如当时
部队中马很少,我们政治部就没有马,进军中无论是官是兵,是老是少,都是步行。在
当时革命的气氛下,军队的纪律还是不错的。
在革命胜利进军的情况下,革命阵营中的革命派与假革命派、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相当
激烈。十七军的军代表孙祥夫,就是个右派、官僚,是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派来监督李
木庵和左派的。有一部分团、营、连党代表也是右派。还有黄埔系反动军人史蒂克党也
是秘密的,是蓝衣社的前身,后来抓人、杀人等坏事都是他们做的。不过,军中左派暂
时还占优势。除共产党人外,还有如二师秘书、后任党代表的王一氓等,也是国民党左
派。(王在大革命失败后,跟邓演达做了第三党,反蒋不反共,我于1930年第一次被捕
坐牢时在狱中曾碰到他。)慑于左派的力量,孙祥夫有段时间未到职,到职后与曹万顺
修好。平时会抽大烟,不大管事,对我们表面上也客客气气的。当时我们同右派斗争,
主要是跟西山会议派斗,他们自称正统派,是公开的。在斗争中,突出的是争夺领导权
,发动宣传攻势。如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时,为争夺会场,我们的人围到讲台边,一个
接一个上台演说,使右派上不了台。在杭州,我们同省(地)委宣中华同志接头后,也
开了个大会,同样与西山会议派争会场,双方在会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
这里要特别说说李木庵老同志。李老是湖南省桂阳县人,属郴州地区。他生于1884年(
比我大20岁),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党内同志崇敬和爱戴的"十老"之一。我是到
十七军后认识李老的,他待人诚恳朴实,没有一点架子,我们也很尊重他。他见我工作
热情高,勤勤恳恳,对我很好,象自己的子弟一样;我也很愿意接近他,有什么困难和
问题都跟他说,向他请教。那段时间,李老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很大,如教我如何对待老
百姓,做群众工作等。危在职难时刻,他挺身而出,保护同志,在后来的白色恐怖来临
时,他及时通知我们转移。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结成了生死与
共的忘年交。老李于1959年逝世,我心中一直很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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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耻辱是什么,考试作弊了还不及格。